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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在最后关头把那份生前预嘱交给家属，由家属们自己去做选择。

好在，挣扎过后，病人家属还是选择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，放弃全部创伤性抢救，捐献可用的身体器官。

顾翌安也听说了这件事。

晚饭过后，俩人坐在沙发上，聊起16床，也聊起生前预嘱。

生前预嘱在美国早就合法化了，在这方面，顾翌安远比俞锐更有体会，甚至也在霍顿遇到过很多类似的病例。

人文关怀和医学伦理，时有矛盾，往往并不见得能两全，但所有医学界的人都在不懈努力，试图在两者之间求得一份平衡。

不过国内环境受限，情况也完全不同，俞锐做这样的事不仅耗费精力，很多时候还会面对家属和病人的不理解，和不信任。

顾翌安对着电脑一边处理电子邮件，一边听他讲了小半天。

听到最后，顾翌安目光依旧注视着电脑屏幕，接话问道：“怎么会突然想到要做这个？”

俞锐坐他旁边，手里翻着一本原文书。

夹上书签，俞锐把书放回茶几，往沙发上一横，头还枕在顾翌安腿上。

这么躺着很舒服，他抬手摸着顾翌安下巴，语速放得很慢：“我只是在想，如果有一天躺在病床上的人是我——”

打字声倏然停下。

眉头也瞬间皱起，顾翌安垂眸看着他，表情很不好，嗓音都沉下来：“好端端地，你在瞎说些什么？”

“别紧张啊翌哥，我只是打个比方。”俞锐嘴角扯出点笑，还摸了摸顾翌安的脸。

微微一顿，他又敛起笑意，跟顾翌安对视的眼神也变得认真严肃起来。

然后，他说：“如果有那么一天，我什么意识都没有了，不得不做最后的选择，那我一定不愿意让你去签那份放弃治疗同意书，只要想到这个，我就受不了”

顾翌安眉头还是皱起来的，眼底闪过一丝异样的波动。

俞锐说的这句话，让他想起之前在霍顿的一个病人。

那是他刚到霍顿的时候，科里当时也是有一个脑胶质瘤的末期患者，八十多岁高龄，无儿无女，身边只有一个老伴儿。

住院没多久，病人自知时日无多，早早就找律师签署了生前预嘱。

但当病人陷入昏迷需要抢救的时候，接手的主治大夫突然拿不定主意，犹豫半天还是去找了病人家属，询问老太太究竟是选择放弃还是选择继续抢救。

就为这事，科里专门组织了一次开会，白发苍苍的老主任当时沉着脸足足半小时没说话，整个会议室的人一头雾水，只觉得气氛沉重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

最后，还是老主任开口打破沉默：“你们认为，生前预嘱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？”

其他人窸窸窣窣讨论半天也没人敢说话。

老主任扫视一圈，面露遗憾，沉沉叹息一声，他说：“不仅仅是维护病人个人的尊严，它也是为了保护病人家属，保护我们挚爱的人。”

生前预嘱体现的不仅仅是一份人文主义的尊重和关怀。

它的存在，还有另一份价值——目的就是减少家属在亲人临终时不得不作出抉择，尤其是签署放弃治疗同意书时，心底承受的那份剧烈的痛苦跟煎熬。

想到这里，顾翌安不无触动，心里霎时间软下一大片。

没有过多的言语，只刚刚假设性的一句话，顾翌安很快就懂了俞锐为什么会坚持推行生前预嘱。

但他垂眼看了俞锐半天，缓缓阖上电脑，掌心贴上俞锐的下巴，捏了两下，顾翌安还是叹口气：“就算是这样，以后这种话也别瞎说。”

“行，那我以后不瞎说。”俞锐顺势咬住顾翌安手指，还眨了下眼，嘴里含糊不清地应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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