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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的人，还是心外孙主任，甚至连钟烨本人都去找过病人家属。

但对方情绪激动，还极其抗拒，根本连谈的余地都没有，更别说答应捐献器官了。

最后也是真的没办法了，OPO的梁主任才会舔着一张老脸找上俞锐。

可当时俞锐态度坚决，这件事又的确是在强人所难，梁主任和钟烨都已经做好放弃的心理准备了，没想到还能在关键时刻迎来转折。

“是生前预嘱。”俞锐只回了他五个字。

片刻恍惚，钟烨很快就明白了。

其实，和OPO跟钟烨推行鼓励器官捐献一样，俞锐从藏区医院调回来以后，一直就在身体力行地科普推行生前预嘱。

那些饱受痛苦只剩下绝望的癌症末期病人，那些遭逢意外只能靠呼吸机维系的患者。

这世上有太多的无能为力了，生老病死又是每个人必经的过程。

生命的降生总是让人兴奋雀跃，可如何面对死亡，如何体面地离开，却始终都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话题。

当一个人躺在病床上，不能动也不能说，甚至无法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意愿，只能任由他人决定自己的生死去留。

哪怕一开始就说好的，可事到临头，即便患者本人不想过度治疗，但家人却不愿放弃的病例实在是太多了。

良心的谴责，情感的割舍，道德和伦理的较量之下，病人的尊严和意愿逐渐被忽略，甚至被抛诸脑后。

于是走到最后一步，插管，鼻饲，电除颤，乃至于气管切开，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人全身插满管子，只能绝望地煎熬。

一直熬到油尽灯枯，咽下最后一口气。

毫无质量的延续生命，不仅是在增加病人的痛苦，连病人最后应有的一丝体面和尊严也荡然无存。

而生前预嘱所要解决的，正是“尊严死”的问题。

尽管在国内，生前预嘱并不合法，但已经有一部分医学界人士自发地组织起来，开始从科普到实践过程中，逐步进行推广。

俞锐就是八院最支持生前预嘱的人。

尤其他手下的脑瘤组和重症组，一直就是高死亡率的组别，很大部分的病人，最终无可避免都会在监护室里等待生死宣判。

有些病人明明已经无自主呼吸，处于脑死亡的状态，可只要家属不愿放弃，他们就得用尽各种方法去抢救，甚至眼睁睁看着病人靠呼吸机维系，直到各项器官衰竭。

所以遇上那些病情严重，又明显已经无法治愈的患者，俞锐都会让科里的医生在适当情况下进行生前预嘱的科普，把选择离开的方式交还到患者手里。

在这件事上，钟烨虽然并不反对，但也从未表现出支持。

他个性务实且看重成效，生前预嘱的推行难度太大且收效甚微，远没有器官捐献那么迫在眉睫，所以他根本不会投入人力物力去做。

何况到目前为止，未做公证的生前预嘱并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，顶多可以作为病人清醒时的想法，在必要时刻传达给需要做选择的家属。

这次16床的事正是如此。

早在16床查出脑瘤时，俞锐就跟对方科普过生前预嘱，对方签了，但也只是一纸文件，并不具备任何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。

梁主任找上俞锐的时候，从内心来讲，面对心外等待移植手术的病人，俞锐心里不是没有过犹豫。

可犹豫过后，他依旧认为，哪怕只剩最后一秒，生命本身也值得被尊重。

他没办法为了简单寻求所谓的最大利益，在情感和道德上施压，迫使本就在彷徨哀痛中的病人家属放弃自己的至亲至爱，还要去成全别人。

将心比心，他做不到。

他能做且也唯一想做的，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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