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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李鸿章之位置
中国历史与李鸿章之关系
本朝历史与李鸿章之关系
欲评骘李鸿章之人物,则于李鸿章所居之国,与其所生之时代,有不可不熟察者两事。
一曰:李鸿章所居者,乃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,而又当专制政体进化完满,达于极点之时代也。
二曰:李鸿章所居,乃满洲人入主中夏之国,而又当混一已久,一切权利恢复之时代也。
论者动曰:“李鸿章,近世中国之权臣也。”吾未知论者所谓“权臣”,其界说若何。虽然,若以李鸿章比诸汉之霍光、曹操,明之张居正,与夫近世欧美日本所谓立宪君主国之大臣,则其权固有迥不相侔者。而使李鸿章果为权臣也,以视古代中国权臣专擅威福,挟持人主,天下侧目,危及社稷,而鸿章乃匪躬蹇蹇,无所凯觎,斯亦可谓“纯臣”矣。使鸿章而果为权臣也,以视近代各国权臣,风行雷厉,改革庶政,操纵如意,不避怨嫌,而鸿章乃委靡因循,畏首畏尾,无所成就,斯亦可谓“庸臣”也矣。虽然,李鸿章之所处,固有与彼等绝异者,试与读者,燃犀列炬,上下古今而一论之。
中国为专制政体之国,天下所闻知也。虽然,其专制政体,亦循进化之公理,以渐发达,至今代而始完满,故权臣之权,迄今而剥蚀几尽。溯夫春秋战国之间,鲁之三桓、晋之六卿、齐之陈田为千古权臣之巨魁。其时纯然贵族政体,大臣之于国也,万取千焉,千取百焉,枝强伤干,势所必然也。洎夫两汉天下为一,中央集权之政体,既渐发生,而其基未固。故外戚之祸特甚,霍、邓、窦、梁之属,接踵而起,炙手可热,王氏因之以移汉祚,是犹带贵族政治之余波焉。苟非有阀阅者,则不敢觊觎大权。范晔《后汉书》论张奂、皇甫规之徒,功定天下之半,声驰四海之表,俯仰顾盼,则天命可移,而犹鞠躬狼狈无有悔心,以是归功儒术之效,斯固然矣,然亦贵族秉权之风未衰,故非贵族者不敢有异志也,斯亦为权臣之第一种类。及董卓以后,豪杰蜂起,曹操乘之,以窃大位,以武功而为权臣者自操始。此后,司马懿、桓温、刘裕、萧衍、陈霸先、高欢、宇文泰之徒,皆循斯轨,斯为权臣之第二种类。如秦之商鞅,汉之霍光、诸葛亮,宋之王安石,明之张居正等,皆起于布衣,无所凭借,而以才学结主知,委政受成,得行其志,举国听命,权倾一时,庶几有近世立宪国大臣之位置焉,此为权臣之第三种类。其下者,则巧言令色,献媚人主,窃弄国柄,荼毒生民,如秦之赵高,汉之十常侍,唐之卢 已、李林甫,宋之蔡京、秦桧、韩 胄,明之刘瑾、魏忠贤,穿窬斗筲,无足比数,此为权臣之第四种类。以上四者,中国数千年所称“权臣”,略尽于是矣。
要而论之,愈古代则权臣愈多,愈近代则权臣愈少。此其故何也?盖权臣之消长,与专制政体之进化成比例,而中国专制政治之发达,其大原力有二端焉:一由教义之浸淫,二由雄主之布画。孔子鉴周末贵族之极敝,思定一尊以安天下,故于权门疾之滋甚,立言垂教,三致意焉。汉兴,叔孙通、公孙弘之徒,缘饰儒术,以立主威。汉武帝表六艺,黜百家,专弘此术,以化天下,天泽之辨益严,而世始知以权臣为诟病。尔后二千年来,以此义为国民教育之中心点,宋贤大扬其波,基础益定。凡缙绅上流,束身自好者,莫不兢兢焉。义礼既入人心,自足消其枭雄跋扈之气,束缚于名教,以就围范。若汉之诸葛,唐之汾阳,及近世之曾、左以至李鸿章,皆受其赐者也。又历代君主,鉴兴亡之由,讲补救之术,其法日密一日,故贵族柄权之迹,至汉末而殆绝。汉光武、宋艺祖之待功臣,优其厚秩,解其兵柄。汉高祖、明太祖之待功臣,摭其疑似,夷其家族。虽用法宽忍不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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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书内容:丑郎君怕娇偏得艳:诗云:天公局法乱如麻,十对夫妻九配差。常使娇莺栖老树,惯教顽石伴奇花。合欢床上眠仇侣,交颈帏中带软枷。只有鸳鸯无错配,不须梦里抱琵琶。这首诗单说世上姻缘一事,错配者多,使人不能无恨。这种恨与别的心事不同,别的心事可以说得出,医得好,惟有这桩心事,叫做哑子愁、终身病,是说不出、医不好的。若是美男子娶了丑妇人,还好到朋友面前去诉诉苦,姊妹人家去遣遣兴,纵然改正不得,也还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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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》是一部汉族白话短篇小说的选集,明佚名编。主要选自冯梦龙的“三言” 和凌蒙初的“二拍”。[1] 书中的四十篇作品,多角度、全方位一地反映了当时汉族市民阶层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感情。它既表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新思想,又留存着消极和庸俗的旧意识,其中也有一些描写神仙道化、宣扬封建伦理纲常和描写色情的成分。这种进步和落后交织在一起的现象,正是当时新兴汉族市民文学的基本特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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