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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绪论
天下惟庸人无毁无誉。举天下人而恶之,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;举天下人而誉之,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!虽然,天下人云者,常人居其千百,而非常人不得其一,以常人而论非常人,乌见其可?故誉满天下,未必不为乡愿;谤满天下,未必不为伟人。语曰:“盖棺论定。”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、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。各是其所是,非其所非,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?曰:有人于此,誉之者千万,而毁之者亦千万;誉之者达其极点,毁之者亦达其极点。今之所毁,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;他之所誉,亦足以此之所毁相偿。若此者何如人乎?曰:是可谓非常人矣,其为非常之奸雄欤?为非常之豪杰欤?姑勿论。而要之位置行事,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、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。知此义者,可以读我之李鸿章。
吾敬李鸿章之才,吾惜李鸿章之识,吾悲李鸿章之遇。李之历聘欧洲也,至德见前宰相俾斯麦,叩之曰:“为大臣者,欲为国家有所尽力,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合,群掣其肘。于此而欲行厥志,道何由?”俾斯麦应之曰:“首在得君,得君既专,何事不可为?”李鸿章曰:“譬有人于此,其君无论何人之言皆听之,居枢要、侍近习者常以威福挟持大局,若处此者,当如之何?”俾斯麦良久曰:“苟为大臣,以至诚忧国,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,惟与共事,则无如何矣。”李默然云。
呜呼!吾观于此,而知李鸿章胸中块垒,牢骚郁抑,有非旁观人所能知者。吾之所以责李者在此,吾之所以恕李者亦在此。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,五洲万国人士,几于见有李鸿章,不见有中国。一言以蔽之,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。夫以甲国人论乙国事,其必不能得其真相,固无待言。要之,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来第一紧要人物。读中国近世史者,不得不曰李鸿章,而读李鸿章传者,亦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,此有识者所同认也。故吾今此书,虽名之为“同光以来大事记”可也。
不宁惟是,凡一国今日之现象,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。故前史者,现象之原因,而现象者,前史之结果也。夫以李鸿章与今日之中国,其关系既如此其深厚,则欲论李鸿章之人物,势不可不以如炬之目,观察夫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,民族消长之暗潮,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,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。孟子曰:“知人论世。”世固不易论,人亦岂易知耶?
今中国言论家,往往以平发平捻为李鸿章功,以数次议和为李鸿章罪。吾以此为功罪,两失其当者也。昔俾斯麦又尝语予曰:“我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,自残同种以保一姓,欧人所不贵也。”夫平发平捻者,是兄与弟阋墙,而吸弟之脑也,此而可功,则为兄弟者可惧也。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,痛恨于和议,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,其事固非无因,然苟易地以思,当夫乙未二三月、庚子八九月之交,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,则其所措置,果能有以少胜于李乎?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,快其舌而已。故吾所论李鸿章,为功罪于中国者,正别有在。李鸿章今死矣,外国论者皆以李为中国第一人。又曰:“李之死也,于中国今后之全局,必有所大变动。夫李鸿章果足称为中国第一人与否,吾不敢知,而要之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,三四品以上之官,无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,则吾所能断言也。李之死于中国全局有关系与否,吾不敢知,而要之现在政府失一李鸿章,如虎之丧其伥、瞽之失其相,前途岌岌,愈益多事,此又吾之所敢断言也。抑吾冀夫外国人之所论非其真也,使其真也,则以吾中国之大,而惟一李鸿章是赖,吾国其尚有瘳耶?西哲有恒言曰:“时势造英雄,英雄亦造时势。”若李鸿章者,吾不能谓其非英雄也,虽然是为时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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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书内容:丑郎君怕娇偏得艳:诗云:天公局法乱如麻,十对夫妻九配差。常使娇莺栖老树,惯教顽石伴奇花。合欢床上眠仇侣,交颈帏中带软枷。只有鸳鸯无错配,不须梦里抱琵琶。这首诗单说世上姻缘一事,错配者多,使人不能无恨。这种恨与别的心事不同,别的心事可以说得出,医得好,惟有这桩心事,叫做哑子愁、终身病,是说不出、医不好的。若是美男子娶了丑妇人,还好到朋友面前去诉诉苦,姊妹人家去遣遣兴,纵然改正不得,也还有
其他 13万字 6个月前
《》是一部汉族白话短篇小说的选集,明佚名编。主要选自冯梦龙的“三言” 和凌蒙初的“二拍”。[1] 书中的四十篇作品,多角度、全方位一地反映了当时汉族市民阶层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感情。它既表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新思想,又留存着消极和庸俗的旧意识,其中也有一些描写神仙道化、宣扬封建伦理纲常和描写色情的成分。这种进步和落后交织在一起的现象,正是当时新兴汉族市民文学的基本特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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