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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回 造园亭未成先卖 图产业欲取姑予
诗云:
茅庵改姓属朱门,抱取琴书过别村。
自起危楼还自卖,不将荡产累儿孙。
又云:
百年难免属他人,卖旧何如自卖新。
松竹梅花都入券,琴书鸡犬尚随身。
壁间诗句休言值,槛外云衣不算缗。
他日或来闲眺望,好呼旧主作嘉宾。
这首绝句与这首律诗,乃明朝一位高人为卖楼别产而作。卖楼是桩苦事,正该嗟叹不已,有什么快乐倒反形诸歌咏?要晓得世间的产业都是此传舍蘧庐,没有千年不变的江山,没有百年不卖的楼屋。与其到儿孙手里烂贱的送与别人,不若自寻售主,还不十分亏折。即使卖不得价,也还落个慷慨之名,说他明知费重,故意卖轻,与施思仗义一般,不是被人欺骗。若使儿孙贱卖,就有许多议论出来,说他废祖父之遗业——不孝,割前人之所爱——不仁,昧创业之艰难——不智。这三个恶名都是创家立业的祖父带挈他受的。倒不如片瓦不留、卓锥无地之人,反使后代儿孙白手创起家来,还得个“不阶尺土”的美号。
所以为人祖父者,到了桑榆暮景之时,也要回转头来,把后面之人看一看,若还规模举动不像个守成之子,倒不如预先出脱,省得做败子封翁,受人讥诮。
从古及今,最著名的达者只有两位。一个叫做唐尧,一个叫做虞舜。他见儿子生得不肖,将来这份大产业少不得要白送与人,不如送在自家手里,还合着古语二句,叫做:
宝剑赠与烈士,红粉送与佳人。
若叫儿孙代送,决寻不出这两个受主,少不得你争我夺,勾起干戈。莫说儿子媳妇没有住场,连自己两座坟山,也保不得不来侵扰。有天下者尚且如此,何况庶人!
我如今才说一位达者、一个愚人,与庶民之家做个榜样。这两份人家的产业,还抵不得唐尧屋上一片瓦,虞舜墙头几块砖,为什么要说两份小人家,竟用着这样的高比?只因这两个庶民一家姓唐,一家姓虞,都说是唐尧虞舜之后,就以国号为姓,一脉相传下来的,所以借祖形孙,不失本源之义。只是这位达者,便有乃祖之风;那个愚人,绝少家传之秘。肖与不肖,相去天渊,亦可为同源异派之鉴耳。
明朝嘉靖年间,四川成都府成都县有个骤发的富翁,姓唐,号玉川。此人素有田土之癖,得了钱财,只喜买田置地,再不起造楼房,连动用的家伙,也不肯轻置一件。至于衣服饮食,一发与他无缘了。他的本心,只为要图生息,说:“良田美产,一进了户,就有花利出来,可以日生月大。楼房什物,不但无利,还怕有回禄之灾,一旦归之乌有。至于衣服一好,就有不情之辈走来借穿;饮食一丰,就有托熟之人坐来讨吃,不若自安粗粝,使人无可推求。”他拿定这个主意,所以除了置产之外,不肯破费分文。心上如此,却又不肯安于鄙啬,偏要窃个至美之名,说他是唐尧天子之后,祖上原有家风,住的是茅茨土阶,吃的是太羹玄酒,用的是土硎土簋,穿的是布衣鹿裘,祖宗俭朴如此,为后裔者,不可不遵家训。
众人见他悭吝太过,都在背后料他,说:“古语有云:‘鄙啬之极,必生奢男。’少不得有个后代出来,替他变古为今,使唐风俭不到底。”谁想生出来的儿子,又能酷肖其父,自小夤缘入学,是个白丁秀才,饮食也不求丰,衣服也不求侈,器玩也不求一精一。独有房产一事,却与诸愿不同,不肯安于俭朴。看见所住之屋与富贵人家的坑厕一般,自己深以为耻。要想做肯堂肯构之事,又怕兴工动作所费不赀,闻得人说“起新不如买旧”,就与父亲商议道:“著置得一所美屋做了住居,再寻一座花园做了书室,生平之愿足矣。”玉川思想做封君,只得要奉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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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》是民国·梁启超编著的一部史料笔记。共十二章,分别记述了李鸿章的军事、外文、洋务诸事及其投闲生活、轶事琐闻等。梁氏为晚清学术大家,长于史识,而所记皆为耳闻目睹,故极具史料价值。该书版本甚多,现据民国《满清野史四编》本标点整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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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书内容:丑郎君怕娇偏得艳:诗云:天公局法乱如麻,十对夫妻九配差。常使娇莺栖老树,惯教顽石伴奇花。合欢床上眠仇侣,交颈帏中带软枷。只有鸳鸯无错配,不须梦里抱琵琶。这首诗单说世上姻缘一事,错配者多,使人不能无恨。这种恨与别的心事不同,别的心事可以说得出,医得好,惟有这桩心事,叫做哑子愁、终身病,是说不出、医不好的。若是美男子娶了丑妇人,还好到朋友面前去诉诉苦,姊妹人家去遣遣兴,纵然改正不得,也还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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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》是一部汉族白话短篇小说的选集,明佚名编。主要选自冯梦龙的“三言” 和凌蒙初的“二拍”。[1] 书中的四十篇作品,多角度、全方位一地反映了当时汉族市民阶层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感情。它既表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新思想,又留存着消极和庸俗的旧意识,其中也有一些描写神仙道化、宣扬封建伦理纲常和描写色情的成分。这种进步和落后交织在一起的现象,正是当时新兴汉族市民文学的基本特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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