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2章（2 / 3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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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：该年同批发榜派官三百六十四人，皆为进士监生，一年后，杀六人。

似乎这个数字并不多，别急，后面还有：戴死罪、徒流罪办事者三百五十八人。

明白了吧，这三百多人一个没漏，再说说这个戴死罪、徒流罪。

什么叫戴死罪、徒流罪办事呢？这可是明朝的一个奇特景观。很多犯罪的人过堂，上到衙门才发现当官的也戴着镣铐，和自己一模一样，后面还有人监视。除了衣服是官服，活脱脱就是个犯人。

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是因为官员被杀的太多，没有人干活了，朱元璋虽然勤劳，但也不能代替所有的官员。于是他创造了这样一个戴死罪、徒流罪办事的制度，具体操作方法是，官员犯法，判了死罪，先拉下去打几十板子，就在官员给伤口涂药、估计自己小命不保的时候，牢里突然来了个人，不管死活地把受罚官员拉出去，塞到马车上，送到各个衙门去处理公务。

想死？便宜了你，活还没干完呢！

结果是被判了死罪的官员给下面跪着的犯人判死罪，然后自己再到朱元璋那里去领死。

活干完了，要杀要剐您看着办吧。

该杀的杀掉，该徒刑、流放的也执行吧，别再折腾了。

朱元璋是下了大力气肃贪的，但效果并不是太好，这是很值得分析的，大凡在封建朝代开国时期，官吏是比较廉洁的，而洪武年间出现如此大范围的官员因贪污被杀，是很不正常的。

应该说，朱元璋的某些政策制定和执行出现了问题，官员贪污的主因固然是他们自己的不法行为，但官员待遇过低、朱元璋肃贪手法过于急躁，也是重要原因之一。

我们下面要讲述的两个案件就很能说明一些问题。这就是被称为洪武四大案中的空印案和郭桓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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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1章 空印案郭桓案(1)

这是一个冤案，然而其影响之广，范围之大，实在罕见。

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间，根据《刑法志》记载，此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，但根据此案当事人的记载，真实发案时间是在洪武九年（1376），目前这一问题尚未得到确认，本文采用洪武九年的说法。

案件的缘由是这样的：明朝规定，各地每年都要派人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账目，而地方账目必须跟户部审核后完全相符，这一年的地方财政计划才能完成。如果对不上，即使只是一个数字，账目就必须重新填造，更让人为难的是所有重修账册必须要盖上原衙门的印章才算有效。

这个规定在现在看来似乎不难执行，但在当时可就难了。

要知道，当时没有高速公路，也没有铁路，各府各县必须派使者带着账册去京城。这些使者的首要条件是身体好，因为这一路上是很辛苦的，没有汽车火车让你坐，你得骑马、坐船、再骑马，某些时候你可能还要搞些登山运动。

比如你是广西某地的官员，要想到京城，最快也得一两个月。就算你年初一就出发，到京城起码也是早春三月了。满头大汗跑去户部，一核对，错了一个数字。

行了，啥也别说了，兄弟你打马回去吧，我等你。

于是又是一路狂奔，先骑马，再坐船，回去改了账册，盖了公章。我去也！

这就是四个月过去了，转眼已是夏天，赶到京城，又见面了。

兄弟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你好久了，接着来吧。

这位运气不好，核对后发现还是有地方错了，啥也别说了，还是回去吧，下次过来记得穿多点衣服啊，冬天很冷！

于是又赶回去，赶回来，这回核对上了，可差不多快到第二年了，你也别回去了，在这儿过年吧，计划又该重新做了。

基本情况就是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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