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赂者道行之贬，其义虽存，其微何以彰显？其警示后世之力，岂非有所减损？”

“此中奥妙，在于明辨体用！故曰：经义为体，史事为用！体用之间，非但并非相悖，实乃相辅相成，互为阐发。”圣人循循善诱，“《公羊》之义，其理昭昭，然其光辉如何遍照万物，则需《左氏》之史事，为其勾勒轨迹，描绘其形。”

经义为体，史事为用！

这八个字仿佛具有千钧之力。

堂下諸儒生，无论治《公羊》还是《左传》，皆是闻所未闻。初时错愕，有人甚至下意识地张大了嘴，笔都忘了动。继而，眼中爆发出难以置信的精光，反复咀嚼这八字真言，不少人脸上渐渐浮现出茅塞顿开的狂喜。

公孙延虽然双目不可视物，但听得此言，也是精神一振，不由得抚须低声赞叹道：“圣人不愧圣人，好一个经义为体，史事为用！当真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！”

郑玄身躯微震，双目紧盯帷幕。

他一生治学，体系早已圆融，此刻却被这八个字撬动了根基。他沉默片刻，声音略带沙哑地开口：“经义为体，史事为用。此论石破天惊。然，老朽仍有一惑未解。若《左氏》之史事，其本身亦蕴含褒贬与史家之义，此用中之体又当如何处之？《公羊》之义为体，《左氏》之史为用，若《左氏》之史，其自身所呈现的倾向与《公羊》之义不合，甚至相悖，此用岂非反伤其体？又如何相辅相成？”

帷幕后的声音并未因郑玄的追问而迟滞，反而更显从容：“汝此问，更进一步，足见思虑之深。所谓体用，非是死板割裂，而是圆融一体。《左氏》自有其褒贬，此亦是史家之义，然其义多隐于事，需细察深究。与《公羊》显扬之大义相较，恰可为大义提供血肉与情境，使其不致空泛。若强求《公羊》之微言，字字句句皆能在《左氏》寻得毫厘不爽之对应，或因《左氏》某一记述细节与《公羊》简约之评判看似不符，便斥之为相悖，岂非买椟还珠？”

圣人稍作停顿，续道：“譬如《春秋》僖公三十三年书：晋侯、秦伯战于崤，秦师败绩。《公羊》曰：全言晋侯，重其为諸侯主也。此乃《公羊》之义。若无《左传》详述晋文公之德业、秦穆公之失计，乃至崤山之险要，秦师轻敌冒进之细节，则此重字之分量，后人如何能深切体会其为霸主之实至名归？若只因《左传》记述了晋军亦有隐忧，或秦穆公亦有可悯之处，便说与《公羊》之重相悖，岂不可笑？《左氏》之详述，正是为了让《公羊》之重，其义更为坚实，其微更为彰显，而非相互抵消。至于《左氏》自身之褒贬，若与《公羊》大义相合，则为佐证。若有差异，则当以《春秋》经文为最终准的，权衡《公羊》大义与《左氏》史笔之侧重，探求圣人立法之本意。”

郑玄反复咀嚼着“体用圆融，互为阐发”。

他沉思良久，方才抬首，语气已不复先前的诘问，而是带着几分求索：“圣人之论，层层深入，如拨云见日，确为老朽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。然，体用之说，精微广大。实际运用之中，如何把握体不离用，用不害体，使两者真正相辅相成，而非顾此失彼，恐怕仍需学者深思熟虑，仔细甄别。尤其当《左氏》之史事，其细节之繁复，可能引出多种解读，如何确保所取之用，能精准阐发《公羊》之体，而不致牵强附会，此中关窍，还望圣人不吝赐教。”

帷幕后的身影似乎微微动了一下，声音里透出几分悠远之意：“汝所言极是。体用之道，知易行难，存乎一心，亦在千百世之研读与践履。《春秋》之微言大义，乃圣人忧患之心，淑世之志所系。文字章句，不过舟筏。通晓舟筏之构造与用法，固然重要，然最终所向，乃是彼岸之道。至于汝所问，如何确保用能精准阐发体，此非一言可尽，亦无一定之规，唯有秉持公心，博览群书，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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