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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绝地阐述其对冠礼象征意义的理解，郑玄却并未立刻就其观点本身进行辩驳。他只是不疾不徐地停顿片刻，那标志性的、略显悠长的停顿之后，目光平静地望向对方，缓缓道：“公适才所言，《士冠礼》中赞者之序，恐与古本稍有参差。依玄之见，当先醴宾，后赞冠者，再序宾，如此方合周公之制，礼之序也。”

那位宿儒闻言一怔，细思之下，果然是自己记忆偶有疏忽。

待对方认同此节后，郑玄方才微微颔首，续道：“至于公所论冠礼之微言大义，玄以为……”这才不慌不忙地回到先前的主题，继续深入探讨。

郑玄此人，一生治学严谨，于细微处亦是如此，尤其看重“礼”与“序”。在与人辩论经义时，若对方言语稍有疏漏，或是不合乎他所认定的古礼规矩，例如引文不确、名物指代不清、仪节次序错乱等。郑玄往往不会立刻直接反驳其核心观点。

他会习惯性地先停下来，不急不躁地指出对方言辞上的“失礼”或逻辑上的“失序”。有时是某个字词的古今异义被混淆，有时是某段经文的引用略去了关键的上下文，有时则是论证的步骤跳跃过快，未能完全依循古代理论的推演次序。

这个尘封的记忆片段，此刻却如同一把钥匙，打开了谢均的思路。他猛然意识到，方才蔡邕在模仿郑玄驳斥自己对“克段”的理解时，为了追求那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感，引用《公羊传》解释“克”字之义时，其语气虽是郑玄的，但其对《公羊》某一特定注疏的阐发，为了增强说服力，略微偏离了郑玄本人在《驳公羊墨守》中更为审慎、强调“必以传证经，以礼代理”的周全表述，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、属于蔡邕自己解读的倾向，显得过于强调《公羊》的“张大复仇”，而忽略了郑玄通常会兼顾的《左传》的史实笔法与《穀梁》的礼法精神。这细微的偏离，在郑玄本人看来，或许就构成了一种阐释上的“失序”或对经义理解的“失当”。

郑夫子治学，最重名物训詁，一字之差，则义理千里。他绝不会容忍此等细微之处的含糊其辞，即便这含糊是为了更快地达成辩论的压制。

这看似是严谨持重的表现，对谢均而言，这或许正是一个可以被巧妙利用的突破口。

与此同时，睢阳城将办“圣贤之辩”的消息，已飞越重重城郭，传遍了四面八方。

远在京师洛阳，乃至旧都长安，无论是太学殿堂，抑或是市井街巷，几乎是顷刻之间，便被这石破天惊的消息彻底点燃。

无数寒窗苦读的士子文人，乍闻此事，激动得心潮澎湃，恨不能肋生双翼。当下纷纷归家，一面急急整理行囊，一面四处筹措盘缠，只盼能早日动身。

更有许多家境殷实的达官显贵，纵然对经学未必精通，也按捺不住那份看热闹的猎奇之心，立时便遣出府中脚程最快的健马，命信使带着主人的殷切期盼，星夜兼程，朝着睢阳的方向一路狂奔而去。

这股浪潮汹涌，动静之大，竟远远超出了儒家学派本身的藩篱。

就连一些素来与儒家泾渭分明的法家、墨家学者，甚至某些久不出世、隐于山林的方外高人，也对这场前所未有的经学大辩论，生出了极其浓厚的兴趣。

更不必说，其中还夹杂着不少向来与郑玄有门户之见，或是在经学观点上屡有分歧的宿敌。

他们或明或暗，抱着几分看热闹不嫌事大，甚至存了心思，预备在关键时刻寻机发难，也已悄然动身，如同闻腥而动的鱼，纷纷朝着睢阳汇聚而来。一时间，小小的睢阳城，竟成了风暴汇聚的中心。

各方势力在暗中涌动，无数双眼睛聚焦于小小的睢阳城，谢乔感受到了前所未有、如山岳般的巨大压力。

谢乔意识到，这场由她一手策划的辩经，其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她最初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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