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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的金钱和耐心。

她还有一个中文名字，冯奉春，身边人都称她为冯。

冯奉春微微一笑，从容不迫地起身，环视陪审团，语气冷静而坚定：

“尊敬的法官大人，陪审团的各位成员：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桩由恐惧和权力交织的阴谋，也是一场家庭悲剧。我的当事人成娜，被卷入了一场由极度和愤怒驱动的案件。我们将证明，再案发当天，成柏林因为嫉妒和愤怒，将成明昭当成了我的当事人，并将她推下了悬崖。这是一起由情感纠葛和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引发的悲剧。”

“检方指责我的当事人知情不报，甚至暗示她参与了谋杀。这是多么可怕的指控。因为真正的事实是，她不仅没有犯罪，还亲身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心理压力。这种压力来自于令一个人的操控——她同父异母的弟弟，成柏林。”

控方律师走到陪审团前，语气严肃：

“被告不仅是知情者，还在犯罪后刻意隐瞒重要信息，我们有证人表明，她曾在案发前一夜与另一名嫌犯密会，既然被告和这么嫌犯是第一回见面，彼此不熟悉的前提下，为何会夜晚与他独处？这显然是一场实现密谋好的犯罪。”

随后，控方面向成娜：

“被告人，请问，你是否承认案发前曾与你的弟弟有过私下接触？”

“我承认。”成娜答。

冯奉春站在法庭中央，语速平缓而有穿透力：“控方的提问充满诱导性，试图将“私下接触”和“犯罪共谋”画上等号。而法庭是追求真相的地方，而不是推测的竞技场。”

她转向陪审团，语调微微加重：

“让我们回顾事实，被告与另一位嫌犯确实有过交流——这是任何家庭关系中必不可免的场景。要知道，成柏林是被告亲生父亲派来的唯一代表，是她当下了解原生家庭的唯一渠道，而当时，她并没有回到亲生家庭，因为对这个未曾谋面的家庭有疑问，而去问自己的弟弟，有什么问题？私下接触本身并不能代表被告知情。更不能说明她参与了犯罪活动。”

检方追问：“那么，被告人在案发后为何迟迟没有报警？这是否足以证明她有意隐瞒。”

冯奉春环视法庭，声音高挑：“阁下的问题有一个前提假设，那就是“报警等同于无辜”，请问，这是否公平？”

“案发后，被告因受到另一名嫌犯的威胁而陷入恐惧。在这种情形下，她的每一步行动都可能影响自己的安全——她选择了保护自己。这不是犯罪，这是生存本能。”

她用悲伤的语气向陪审团强调：

“我的当事人，当时正处于一个高度紧张、极度恐惧的环境中。而这种环境，不仅是由成柏林的威胁造成，还与她长期以来承受的心理压力密不可分。”

冯奉春收起收起悲伤，缓缓吐了一口气。

“首先，被告在案发时期正在接受精神健康方面的治疗，有明确的病例记录显示，她在此期间患有焦虑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，一直在服用抗焦虑药物。”

她向法官呈递了相关病例和服药记录，并传唤了成娜的私人心理医生，安迪先生。

“事实上，我的当事人后来积极配合了警方的调查。她提供的证词和细节，对案件有重要帮助。她的初衷是无害的，她只是害怕报复，害怕失去自己的生命。”

检方随即也传唤了证人。

证人是旅店的工作人员，她表示：“那天晚上，我在走廊清理卫生，看到了她，因为是外国面孔，所以我的印象很深。她一个人走出房间，和另一名男士去了隔壁的房间。”

冯奉春莞尔，起身质询：“你所说的她，是指被告，还是其他人？据我所知，来当地的游客遍布世界各地，你怎么确认那张外国面孔是被告，而不是其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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