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抛开内心苦闷那些情绪，周长城的个人能力是得到了很大锻炼的，起码现在广州厂的设计部门隐隐以他为首，其他部门的同事尽管与他有为难，但遇到问题还是得跟周长城讲，他成了中间一条必不可少的沟通纽带。

周长城在跟多了十来个项目后，心中对各种可能会发生的困难和情况就有了较彻底的了解，上游的客户和下游的供应商，在他心里都慢慢构建出一个大概的轮廓。

梁志聪这人烦人归烦人，可不阻碍下属的发展，有些跟大老板们开会的时候，他会给机会周长城说话，周长城刚开始汇报时，嘴里磕磕巴巴的，姚生好几次都很不悦打断批评他，销售的同事也多有不满，认为他能力不足，不足以担任这个协调的岗位，要求广州厂必须要派驻能干的自己人。

可谁去呢？首先梁志聪自己就不干，别说其他人。

八月份的时候倒是招了一个当地人，让其帮忙统筹整个厂里的项目，可人家也不愿意当夹心饼干，还未过中秋，这人就跑了，于是事情只能又落到了周长城身上。

姚生也头疼，重赏之下，竟招不到勇夫，这就是当时人才市场的情况，他无人可用。

被人当众嫌弃口齿不清，好丢人。

知耻而后勇，周长城自己没日没夜地窝在办公室，一点一点地对进度，有些汇报语言还要特意写下来，甚至一个人在家里练习汇报过程，同时揣摩跟各位同事领导如何汇报，各部门的人想听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，要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提出，这样更容易解决问题，还有一个重点，汇报完这些，不要给自己和自己的部门埋下祸害，办公室斗争是时刻都存在的。就是梁志聪这么强硬的人，也会和周长城感叹香港办公室可不是什么清净之地，所有人都是削尖了脑袋往上冲的。

多开几个月的会，周长城再开口，已经是言之有物的人，并且能指出问题核心，提出解决方法，而不是坐在那里浪费大家时间，他也更明白了姚生作为老板、梁志聪作为设计经理、销售同事对接客户时呈现出的态度，以及大家对整体项目的考虑是怎么想的，打工仔的思维有了新的转变。

这些都是在生产岗没有办法接触到的工作内容。

周长城一边痛苦，一边成长，一边调整自己的心态，一边与自己的软弱拖拉抗争。从前他坚信沉默是金，现在转变为有嘴就要说话，尽量表达准确，错了也不要紧。

那时候的工程师是值钱的，只有真正的工程师，大家才会在姓的后面加一个“工”字，比如梁志聪，人家心服口服称一句梁工，而一年到底了，周长城偶尔也能听到别人称他为周工了。

总是有进步的，不是吗？做年终总结时，周长城自嘲地想。

其实在这一年里，还有一件大事对昌江精密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。

1990年，日经指数一直不停下降，日本银行出台政策刺破日本经济的泡沫，到了同年8月，为防止日圆外流，采取货币紧缩的政策，提高了银行贴现率，减少民间和企业贷款，号召大家把钱留在日本。

这个事情对于制造业的影响就是，从银行贷款出来变得困难，企业用工和材料成本高涨，裁员率升高，资金收回困难，国际进口比出口要贵，收支不平衡，原本的模式开始转不动了，外发订单减少，尽量把工作岗位留在本国，大家要想其他办法生存。

此前日本已经经历了近三十年高速的经济发展，大家习惯了高流动的行业模式，如今要变，必定会揭露出究竟是谁在中间“裸泳”。

姚劲成在八十年代时得益于日本的制造外包，赚了不少日本人的钱，他十分看好这个国家的科技和制造水平，陆续招了十五个日语销售，专攻日本市场，从汽车到家电再到玩具，都是姚劲成的目标，除了广州厂，如果日本持续跟八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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