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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义，孔子确实不怎么在乎这样玄妙高深、近乎于以空对空的抽象思辨；他更在乎的是具体的道德律条，是现实中可以感知、可以触摸的礼制与规矩，仁政道义。“《论语》万言，无一字虚谈”，每一句都是实的，都是具体的，绝不整虚的。

这种完全实用的取向，放在一个政治家或者大学者身上，或许没有什么；但要是作为一门哲学立身的根基，那就会存在巨大的问题——没有世界观，没有方法论，没有一切的基石，你的道德是从哪里来的？

随便举个例子吧，《论语》云“仁者爱人”，大家照本宣科，也居之不疑；但如果有杠精非要刨根究底，问一句“为什么‘仁者爱人’”呢？

如果遇到腐儒朽儒，大概会硬顶一句“天经地义”——没有为什么，不许你问；但要是大儒学养深厚，大概会愿意多解释一句：“这是圣人的教诲，我们都要向圣人学习，当然要遵从他的教诲。”

好，那么，“为什么孔子是圣人呢？他有什么不一样的？”

到了这一步，问题也不是没法回答，为什么孔子是圣人？因为他是“天之木铎”，从上天那里领悟到了治理人世的大道，所以我们这些凡人都应该向他学习，才能提升自己，明白了吗？

很好，很好，到这里步步相逼，终于可以揭出最后一张大牌了——你说孔子是“天之木铎”，那天是怎么样的？你说孔子从上天那里领悟到了大道，那他是用什么法子领悟的？这样的法子可不可以公开出来，大家都来领悟领悟？

大儒：…………

基础不牢，地动山摇；平日里看着没有二两，但只要在辨经中一上称，那就是一千斤都打不住。事实上，数百年后佛教东传，这种在天竺血肉磨坊里辨经辩出来的完整哲学，仅仅只要一个照面，就把儒家打了个丢盔弃甲、屁滚尿流，以至于在思想领域节节败退，几乎已经守不住老家。

佛教东汉传入，南北朝流布，而至晚唐之时，大儒韩愈环顾四周，已经不是佛塔，就是布施，于是油然生悲，慨叹“道统将亡”——当年孔老夫子率七十二弟子周游，所到之处，贵族国君竭诚欢迎，那种勃勃生机，万物竞发的境界，犹在眼前；怎么短短数百年的功夫，此处竟要沦为儒生的葬身之地了么？

当然，道统还是没有沦亡，儒生也还是守住了高地；但其中的艰辛酸楚，则不可与外人言说——韩愈还只是悲哀道统沦亡，但本质也没有搞清楚儒家为什么会斗不赢佛老；还得是宋儒磕磕绊绊摸索几代人，才发现是底层代码出了问题，上古设定缺失严重，自己必须得给老祖宗填这个天大的漏洞。而整个填补的使命，即概括为张载不朽之“横渠四句”：

为天地立心——搞清楚天道是怎么回事，整一套可行的世界观；

为生民立命——命自天降，要打通天人之间的关节，搞清楚人如何获取天道、掌握规律，敷衍一个可行的方法论出来。

为往圣继绝学——孔老夫子挖坑不填害死人了，大家咬咬牙把坑填上吧！

为万世开太平——这样就能天下太平了吧？

所以，横渠四句之所以伟大高深，不在于什么成功学的鸡汤、不可理喻的狂想，更不在于什么玄幻奇妙的“文气”，而在于真真切切的现实——它意味着，在被佛学毒打了几百年后，儒生终于搞清楚自己该往哪个方向发力了。

喔当然，搞明白问题不代表就能解决问题。认识到儒学在世界观与方法论上的缺失，花了士人们几百年的时间；而解决这个缺失，则又花费了几百年的时间——范仲淹王安石三苏二程前赴后继，带宋最聪明的脑袋瓜一个接一个的往里面跳，大家绞尽脑汁耗竭心力，完全是拿性命堵上的这个大坑——这里是字面意义上的“性命”。

显然，如果范仲淹王安石三苏二程等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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