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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听完了《晋书》中血腥残酷的魏晋故事之后，大家一片热诚的报国之心，难免也就冰冷了——大臣们拼将一死报君王，图的也不过是忠名永存，能够荫蔽后世子孙。但从历史种种记载判断，曹魏眼看着也就是一副恹恹不起，混不了多少日子的样子，那还要大家舍弃性命在它身上下重注，未免过于浪费了一点。

老刘家好歹秉国四百余年，合法性正统性都是拉满了的。士大夫们哪怕出于思维惯性，也还可以保留一点对汉室的忠心，挂念挂念老刘家的恩德。但自魏武帝以降，老曹家对待属下的“仁德”嘛……唉，还是看一看天边的荀彧吧家人们！

如此通前彻后的想过一遍，什么慷慨赴国难的念头当然也就打消了大半。不过，大家毕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都不好意思公开的认怂服软，什么公若不弃，愿拜为义父云云。而在这种时候，往往就需要一个脸皮极厚、名声极烂的贱人出面，撕下颜面打破僵局，才能将大家从名声的牢笼中解放出来，活动开这个尴尬的死结。

现在嘛，打破这个僵局的不二人选，当然就是……

——在场众人默不作声，却都一起看向了躺在正中的司马仲达。

还好，司马仲达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。他沉默一会，终于开口：

“既然大事已定，你又待如何？”

“当然是请司马先生遵守之前的诺言。”穆祺曼声道：“蜀军招待各位，也算是尽心尽力，无可挑剔了；所谓知恩图报，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。所以，我想询问司马先生一个问题，请如实回答。”

“……什么问题？”

“司马仲达与魏文帝曹丕是多年的好友，还曾经蒙受文帝托孤，想必对曹家的家事，了如指掌。”穆祺从容道：“那么请司马先生告诉我，文帝将少帝托付给你的时候，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形？”

总之，在前线侦察到大规模魏军逃兵之后，所有人都明白，这一场战争已经进入垃圾时间了。

《孙子兵法》说得好，“不可胜在己，可胜在敌”，到了三国这个时候，军事技术全面普及，魏蜀吴三方的士兵素质都相差无几；大家往来攻伐，强弱都有极限，一次能砍个几百上千颗人头，都已经可以算是能上报皇帝的大胜；如赤壁、夷陵，乃至孙权合肥一样匪夷所思的大败，多半都是自己的组织出了问题——组织崩溃后士兵自相践踏厮杀，自己人制造出的杀伤还要比敌手更强上千百倍。而同样的，一旦组织全面崩溃，士气瓦解后进入到争先逃跑的死局，那就是孙、吴再世，也很难逆转回来；最后的争议，无非是惨败、大败、还是一般的败而已——反正都是要败的。

当然啦，对于一线的将领来说，失败与失败也是截然不同的。以现在的局势看，前线的魏军是很难保住，覆灭已在必然；而如果蜀军趁势逼迫，直接攻取长安，那就已经可以叫做“大败”；如果长安及关中尽数失守，河南为之震动，那就算作“惨败”——如果走到了这一步，那曹魏政权地动山摇，覆灭已在旦夕之间。要是——要是再恶劣一点，那就根本不可想象了。

显而易见，留守的郭淮没有乐毅的本事，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挽回战局；而今尽力施为，也不过是尽人事、听天命，勉强为曹魏再延续一点气数罢了。因此，他一边全力稳住军中局势，抛弃一切摇摇欲坠的据点，将仅剩的所有兵力聚集于关键的防线；另一边飞马向洛阳告变，让洛阳朝廷知晓消息，能够迅速做出反应——无论如何，哪怕是确认败局后赶快收拾迁都，总也还是一条出路吧？

这个逻辑大致上并没有问题，毕竟司马仲达先前就遵遵教诲，说如事有不谐，打不赢也只有跑。但很可惜，郭将军毕竟职位不高，先前与朝廷相处的经验尚有不足，因此办事之时，难免操切。他派去报信的人走的是六百里加急，但路上却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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