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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计数, 那东汉时已经有了累世三公、高门贵姓垄断仕途的苗头；到了魏晋之时, 干脆一步跃进至九品中正, 什么养猪倌爬到御史丞相之类的可鄙笑话，那当然是绝不会有了。

懂不懂我们九品中正“世胄蹑高位, 英俊沉下僚”的含金量啊？

所以, 问题也就来了。明明有利于知识传播的跨时代发明已经出现, 为什么知识的流动却愈发艰难，艰难到近乎于封闭的地步？

老登没有回话, 穆祺也并不期待他的捧哏，他自顾自接了下去：

“归根到底, 技术只是技术，技术不是自成的神迹。技术需要人来运用，而人运用技术的方式，甚至可以决定历史的走向，魏晋南北朝演示的就是这样的故事……世家高门证明了，造纸术同样可以用来控制知识的流动。”

用造纸术来控制知识的流动，这在各种意义上听起来都相当魔幻。但在历史上却绝非不可能。魏晋高门掌控仕途，依靠的是所谓“经术传家”的释经权垄断；如弘农杨氏兴于《欧阳尚书》；汝南袁氏兴于《孟氏易经》，父子相继，世代相传，累世专攻一经，完全掌握了对儒家学术的释读。不过，儒家经典又不是武林秘籍，《尚书》、《易经》的原典在市面上亦并不罕见，真正帮助世家垄断学术地位的，是对经典的引申、比拟、再诠释，是高门数代人上百年所精心打造的话语体系——而这一整套复杂的体系，都需要有廉价、轻便、高效的物质作为载体，比如说纸。

西汉的大儒拼死拼活，传下来的《公羊春秋》、《左氏春秋》释读，顶多也不过十余万字，聪颖高明的寒门子弟，靠着悄悄偷学死记硬背，背也能把精髓给背下来，如果时运凑巧，不是不能迈过那一道青云直上的门槛；可至东汉晚期以后，各家所传的经术注释长篇累牍，动辄数十万乃至百万字，那就完全超越了人力可以记诵的范围，也为学术分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——没有了讨厌的、放羊放猪的野生天才出来捣乱，大家排排坐分果果，彼此吹捧赞扬，日子当然好过得多了。

而这一切的基础，都得是纸——孔老夫子钻研学术钻研了一辈子，毕生的成果也不过就是撰写《春秋》、编订《尚书》、精选《诗经》、注释《易经》，能有几本书也就不错了；而魏晋高门大姓嗑药行散、扪虱而谈，居然各个都能整出琳琅满目的私家著作、典籍高论；这显然不是后辈的智慧吊打了祖宗一千倍，而是时代诞生出了更方便这些人发癫、灌水、制造学术垃圾，通过庞大信息来垄断知识的工具。

廉价的知识载体居然变成了垄断知识的工具，这在各种意义上都能算是地狱笑话。不过地狱笑话只是过于地狱，却并不违背逻辑。因为——

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但上层建筑也要反作用于经济基础。”穆祺屈指敲一敲桌板，为陛下引述他并不陌生的条文：“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，但绝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它……比创作技术更重要的是由谁来掌握技术——在造纸术上是这样，在金属冶炼技术上同样是这样。”

他晃了晃手中夹着的那枚铜板，再明白不过的向皇帝证明了这句话的正确性：

“仅仅只是粗浅的一点冶金术进步，就能在钱币伪造上取得如此大的跃升——人类的智慧还真是无穷无尽。”穆祺啧啧感叹：“那么，如果冶金技术再来一个大进步，结果又会如何呢？”

毫无疑问，随着上林苑内的炼钢流程扩散，更多更完善的化学知识会逐渐外流，大大提升大汉的整体冶金水平。而以盗铸者的聪明才智，想必也会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，迭代出更先进、更高明、更不易察觉的伪造工艺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大汉的金融市场，恐怕就……

老登的脸变得很难看了。

他沉默片刻，终于开口：

“你们那个世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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