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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拔擢起来、负责审理铸币案的杜周, 那也不过只是被临时挑选出来的一把快刀；等到皇帝用他解决了公孙弘、解决了张汤、解决了朝廷中大半的高官, 尽情宣泄完愤怒之后，那最后一个该被解决的, 就是杜周自己——就像往日的江充一样。

没错，皇帝已经在用思考当年巫蛊之变的逻辑, 在思考这一次的事件了。

——喔，这一次的事件或许还要更严重一点；毕竟，巫蛊之变中牵涉到的骨肉至亲，应该还能在武帝冷漠的内心中激起一点涟漪；而这一回嘛，皇帝大概只会觉得根本就是好死，最好死远点，别死自己跟前。

不过，无论心中是如何不屑一顾，充满了愤怒的暴虐，皇权毕竟不是一人可以完全拍板的万能许愿机，即使强势如孝武皇帝，仍旧需要说服他的基本盘，征求铁杆心腹的赞同，或者至少是默许。

所以，他停了一停，平静开口：

“做大臣的都有各自的难处，平日里瞒一瞒哄一哄，其实我也不觉得有什么，横竖不痴不聋，不做阿翁。但无论如何，这些人也该有个限度——敷衍其他的就罢了，在军饷上居然也敢敷衍塞责，放纵无视！眼下正是用兵之际，如果军中因此有了变故，其奈江山社稷何？”

说白了，老登当了几十年的皇帝，官场该懂的潜规则全都门清。西汉尚且不存在什么廉洁自励的操守文化，学得文武艺卖予帝王家，那高位的官员吃一点喝一点收一点，地方的冰敬炭敬宫里四季的赏赐，都可以拿，都没有关系；皇帝都能大度理解，予以充分的容忍。但同样的，当高官们主管的业务出了一点毛病，陛下操起刀子杀他们全家作为补偿，那想必他们也能大度理解，予以充分的容忍吧？

再说了，少府负责选矿铸币，御史和廷尉负责监督，丞相负责统揽全局；如今铸币出了毛病，找他们追责本来就是理所当然；至于责任具体怎么划分，划分的责任是否就真是罪该万死，那就属于很次要、很不必操心的内容了。毕竟——

“用兵之时，军中一定不能出变故。”老登重复了他的底线：“如果军中出了变故，就一定要用强有力的回应，平息一切可能的猜疑。”

穆祺愕然看了他一眼，显然是立刻就听出了潜台词。公孙弘张汤等人有罪无罪其实并不要紧，要紧的是军饷中掺有劣钱的大雷需要有足够份量的人头来填坑，未来士兵们的怒气能有一个恰当的、合适的发泄渠道——以老登的估计，丞相加御史大夫加十几个两千石的人头应该可以抚平这个愤怒，恢复朝廷的威信；如果还嫌不够，那就只有往诸侯王、往长公主、甚至往先太后的娘家身上攀扯了。

让军队满意是首要的，其余是次要的；让士兵们恢复信心是首要的，三公九卿们开不开心是次要的。派人细细查慢慢审，或许可以明辨罪行、减少政治上的强烈刺激；但也更可能会有遗漏和疏失；但反过来讲，只要不分轻重把人统统宰了，那不就肯定可以保证没有漏网之鱼了吗？

——我勒个秦汉军国主义王朝啊！

穆祺的脸有点发绿了。

不过，凭此寥寥数语，他大抵也理解了老登骤然应激的缘故。劣钱当然是很严重的事故，但应该也不至于把老登刺激到放大绝招；不过，这回发现劣钱的时机实在是太不巧了——居然是在战争前线，居然是从士卒手上发现，居然比例还如此之大；那搞不好就是有人以此为棋子，在蓄意的动摇军心、腐蚀士气、煽动士卒对皇帝的怀疑。既然如此，那皇帝反应过激，自也在情理之中。

由伪造货币联想到动摇军心，由动摇军心再联想到篡夺军权；老登的想象力唯有在这一层能如此飞跃。但关键你还真不能指责他飞跃得太离谱，这个逻辑链条毕竟是真实存在的，至于有没有证据……嗨，老登在这上面从来不需要证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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