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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本本的复述了一遍。

皇帝犹自勾画地图，但听到“两千车”时，却忽然停了一停：

“……他真这么说的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……也行吧。”皇帝道：“朕收回上一句话，这些方士的有些话也未必是疯话，还是可以听一听的。”

卫大将军：？？？！

在一刹那之间，卫青感到了更大的迷惑、更大的惶恐、以及更大的不知所措：因为他突然觉得，可能皇帝也不抬正常了！

天子直接无视了臣子那扭曲的脸，他描完最后两笔，随便将地图卷成一卷，一抬手掷给了卫青：

“收好这东西，拿下去仔细看一看，或许会有奇效。”

大将军回来的风声刚刚传出，朝中有识者立刻就知道，战争大局已经厘定，再无反抗的余地。于是一切私下的挣扎——无论是请托宠妃的后宫套路、抑或请托平阳公主的亲戚套路，甚至病急乱投医试图找门路请托方士的佞幸套路，都不能不暂时终止，进入摆烂躺平阶段——关于谁更能影响皇帝决策这一点，满朝文武还是相当之有数的。

在这种打击下，最为悲哀、最受刺激的，还是近日以来接连受创的儒生。朝廷的云总要瓜葛地方的雨，长安的大佬呼风唤雨，也总要在地方有一批人为他桴鼓相应、竭力鼓吹；即使清高自诩如儒生，也绝不能逃脱例外。周公孔子的圣学或许是便宜的，但一个士人几十年研习《六经》的开销、四处游历交流的供应和保障，却绝不是寻常人家可以提供的；它必然是地方上的富商——甚至顶级豪强倾力相助的结果。

蜀地的巨富卓王孙见多识广，心狠手辣，为什么愿意认下司马相如这个便宜女婿，还愿意倒贴给他大笔钱财？难道是因为司马相如又口吃又善于拐骗？不还是因为相如先生文采惊世，必将大贵，不能不提前为将来埋一闲子罢了。预先投资，往来输送，千百年的政治不过如此。

拿了卓王孙钱的司马相如，必定要庇护蜀地的商业；拿了豪强们的钱的儒生，自然也不好违拗豪强们的利益。

当然，儒生们是很有良心、很有底线的，绝不会轻易为金钱折腰。他们依然坚持着大复仇的理念，积极鼓吹汉匈战争（反正边地豪强与冶铁商人也真的很喜欢战争），只不过会加上另一个小小的诉求——讨伐匈奴当然是很好的，但最好是一分税都不多加，就能躺着把匈奴给平了，不要给大家增加什么负担。

这套诉求要是直接表达出来，那肯定是离谱到了皇帝他太奶家，所以儒生绞尽脑汁，已经设法整出了套什么“不与民争利”的说辞做掩护，希望站在道德高地捆绑捆绑当今天子。而现在皇帝不言不语直接召回卫青，则无异是给儒生们精心构建的道德体系来了个响亮耳光，顺便还动摇了自公孙弘封侯之后儒家近乎独霸朝纲的话语权——大将军回来之前，丞相是百官之首；大将军回来之后嘛……唉，没看到公孙丞相已经非常恰当的“告病”了么？

与方士及百家的嘴炮打得一塌糊涂；朝堂局势也如此不顺；甚至搞不好还要在后续的税务征收中被狠狠刮上一笔——如此噩耗，接踵而至，儒生们的心情自是非常不妙。

如此愤恨，急需发泄；而鉴于皇帝、卫青、及穆姓方士（排名分先后）都非常难惹。部分被激得狂怒的儒生调转枪头，略过这些灰色选项，准备将火气聚集于下一个引爆了他们刻骨仇恨的人物——没错，正是王某。

如果详细说起来，那王某在整场论战中的地位肯定没有那么重要；毕竟即使以儒生的见解，此人也不过是“卑鄙无耻”、“依附方士”，替穆某人代笔了一大堆邪恶文章而已；但若单以私人情感而论，王某确实又非常招人痛恨，虽然飞升显贵不过数日，但其飞扬跋扈臭名可谓远扬内外，甚至远远盖过了区区的穆姓方士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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