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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居正。

宣宗皇帝的真迹，张居正真不敢收，好说歹说，才让朱翊钧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其实，张居正在准备一份更大的礼物送给他。

每日的进讲完毕，讲官都会陪着朱翊钧批一会儿奏折，皇上有什么要问的，他们就当场解答。

几个太监送上奏折，放在御案上，朱翊钧看了一眼，最上面那本正是张居正的。

他前日赐了张居正一壶长春酒，以为又是一封谢恩的奏疏，拿起来却觉得不对劲，沉甸甸的，谢恩的奏疏不用洋洋洒洒写几十页吧。

展开一看，却叫他惊讶不已。

这封奏疏名为《陈六事疏》，顾名思义，张居正从六个方面提出未来政令改革的方向：一曰省议论；一曰振纪纲；一曰重诏令；一曰核名实；一曰固邦本；一曰饬武备。

朱翊钧看完这六事，有些似曾相识，想起张居正曾经的一封奏疏——《论时政疏》，这两封奏疏有相似之处，却又不尽相同。

朱翊钧继续往下看，张居正向他提出：朝廷上下诸多国政，这些事情繁冗而琐碎，须有轻重缓急之分。

正德至嘉靖，尤其嘉靖朝后期，许多事情耽搁，军费开支巨大，大兴土木，藩王、士绅、地主兼并土地，国家财政锐减，国库入不敷出，天灾不断，战争四起，内忧外患。

治理天下，需要有大的方向和国策，也有迫切需要处理之急务。张居正呈上《陈六事疏》，正是要解决当务之急。

省议论，简而言之就是少说话，多做事。张居正在奏疏中引用了西汉申屠嘉的话：“为治不在多言，顾力行如何耳。”

朝堂之上众言盈庭，各执己见，争论不休。提意见一个比一个话多，能干实事的却是凤毛麟角。

他拿嘉靖二十九年，俺答进犯之事举例，正是因为意见太多，迟迟不能决断，使得严嵩误国，屈服于鞑靼却还能稳居首揆。

最后，张居正也给朱翊钧提供了解决方案：“伏望皇上自今以后，励精治理，主宰化机，扫无用之虚词，求躬行之实效。”

他给朱翊钧举了两个例子：唐宪宗力排众议，任用裴度为宰相，平定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叛乱。另一个是魏文侯不顾大臣上疏诽谤，坚持用乐羊征战，终大胜而归。

张居正通过这两个故事都告诉朱翊钧：“欲为一事，须审之于初，务求停当，及计虑已审，即断而行之。欲用一人，须慎之于始，务求相应，既得其人，则信而任之。”

最后，他希望朱翊钧能告诫大臣，废话少说，多干实事。

朱翊钧抬头，看到今日为他进讲的申时行仍候在一旁，他招招手：“申先生，你过来。”

申时行赶紧上前：“陛下。”

朱翊钧说道：“你来拟一道圣旨。”

申时行一愣，他今天只是来给皇上讲课的，拟圣旨并非他的工作。

朱翊钧却说：“让你拟，你就拟。”

“是。”

圣旨是给朝廷各衙门的，尤其是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这俩言官部门。

“今后各宜仰体朝廷省事尚实之意，一切奏章，务从简切，是非可否，明白直陈，毋得彼此推诿，徒托空言。其大小臣工，亦各宜秉公持正，以诚心直道相与，以勉修职业为务，反薄归厚，尚质省文，庶治理可兴，而风俗可变也。”

内容张居正其实都已经提出来了，朱翊钧就是让申时行组织组织语言，以圣旨的形式写下来。

振纪纲，说的是纪律，也是法律。太祖高皇帝在立国之初就颁布了《大明律》，洪武至天顺时期，法律异常残酷，在这种高压环境中，官员过得战战兢兢，连合理的意见也不敢提。

对此，张居正提出：“故情可顺而不可徇，法宜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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