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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把骨头再断一次。

说起来，在他经过长安的时候，那头最近在忙什么来着？

李儒揉了揉自己有好一阵子没用的脑袋。

“是法令。”乔亭听李儒嘀咕着这话，便回道。

“对，法令，这可是个需要斟酌尺度的东西。”李儒一边想着，自己果然是应该趁着往益州一行好好复健一下，一边又觉得，乔琰的胆子大这种情况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居然敢这么快就想从法令条例调整，往修正汉律上发展。

要知道，像是田畴在与刘虞配合屯田的时候所提出的法令，其实也只是对幽州地盘上的盗窃惩处、婚姻嫁娶、财物分配、互市贸易等细则，提出适配于幽州的修正。

乔琰提出的却显然不是。

但李儒也不得不承认，在乔琰手握刘虞这个挡箭牌的时候，这种举动还真不能说全然不妥。

长安朝廷初立，凉州和关中又是相对法令废弛之处，需要尽快建立秩序听起来也是顺理成章。

刘虞的贤名，又让有些听起来容易为人所诟病的倡议，有了个居中缓解的余地。

在元月初七的五日一大朝上，乔琰提出了两条堪称惊人的奏表。

其一，将《汉律》之中的《刑名》提到律法篇章的第一篇。

其二，以劳役刑为主体设置五刑。

按照乔琰的说法就是，在大汉的桓灵二帝当政期间，屡次出现大赦天下之事，也有对各类罪行的赎死之法。

每年以金赎死、以缣赎死者不计其数。

可实际上，这种宽容对待刑徒的方法，并不能真正改变这些人的做派，也丝毫没有让犯罪违例之事有所减少。甚至还有人专门赶在平均一年就有一次的大赦之前犯案。

要不是因为黄巾之乱中的俘虏被充作戍边，度辽将军营与护乌桓校尉营中可能都没有几个刑徒。

这种宽宥的法令制度，做出改变的时间宜早不宜迟。

写下了《四民月令》的崔寔，在他的另一本更出名的著作《政论》中提到：夫兵革国之大事，宜特留意，重其法罚，敢有巧诈辄行之辈，罪勿以赦赎除，则吏敬其职，工慎其业。1

这句话也成为了乔琰用来引用的说辞。

故而在她上表之中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“大赦，权时之宜，非常典也。”2

大赦是权宜之计，赎死也同样是权宜之计。

天子刚登基的大赦天下也就罢了，但在随后的数年中她并不建议再出现此事。

虽不能叫做严刑峻法，但越是动乱之年也越需要框定规矩。

将《刑名》一则提前，并对刑罚做出对应的标准划定，正是乔琰赶在农耕忙碌之前提出的诉求。

刘虞的贤德之名，必定会让相应的律法推行，只要没有超过一个度，就要相对来说容易得多。

起码要比乔琰自己提出此法的推行容易。

至于度是什么？

在乔琰给刘虞的奏表中写道，文景时期所提出的废除肉刑，当年如此，今时也如此，此为绝不能倒退回去的东西，肉刑的耻辱性特质，实为旧日陋习。

那何为这新明确的五刑？

便是将罪行按照轻重，划分为笞、杖、徒、流、死五条。3

之所以取五这个数目，乃是因为昔年汉章帝在位时期，班固在《白虎通》中写道，刑法以五为数，正对应了五行，虽然在汉律中没有明确的五刑之名，但现在可以有了。

不过在对罪行的具体框定中，可以应对当今时局情况，进行适当的调整，不必过分从严。4

至于在细则上的划定，可以令专擅此道的贤才进行制定。

这封奏表详细到了明确的五刑划分也就算了，连实行此事的人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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