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章（2 / 4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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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表明，《新青年》对华盛顿会议的提及（61次）不仅少于巴黎和会（87次），而且绝大多数提及都是在会议期间的“新闻性”关注（50次左右），会议结束后基本就不怎么置理了。而对巴黎和会则截然相反，如前所述在1919年《新青年》对巴黎和会的提及其实并不多，但华盛顿会议后，对巴黎和会的“思想性”关注度却随着时过境迁反倒急剧上升。1923~1924年间，刚结束不久的华盛顿会议仅被提到4次，而5年前的巴黎和会却被提到12次，1925~1926年间（此时《新青年》基本已经成为共产主义刊物），两者的差距更是达到1次与60次的悬殊程度。已经被华盛顿会议纠正的巴黎和会随时间推移被越炒越热，而纠正巴黎和会的华盛顿会议却很快被“忘记”，不仅没有赞扬，连批评也几乎没有了。这种奇怪的态度难道是“民族主义”能够解释的吗？

当然人们可以说，华盛顿会议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对外积弱之局，以后更有中东路事件和九一八危机，“救亡”仍然是头等大事。但是，那个时代中国救亡与对外学习、自我改造（所谓启蒙）事实上一直是并行的。所谓“救亡压倒启蒙”如前所述，其实指的是启蒙的学习对象由学欧美变成了学苏俄。这能用“救亡”解释吗？即便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迁就日本，拒绝支持同为协约国盟友的中国，确实严重地伤了中国人的心，说国人因此愤然改换“老师”似乎还说得通（其实也未必，晚清以来国人在被侵略后一面谋反抗一面“师夷长技”，乃至“师夷长制”改革自身以图自强一直是常事，甲午战败后很快掀起了留学日本大潮就是一例。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的不公，只是表现在他们没有仗义执言帮中国对抗日本，当时西方自身并无新的对华欺凌之举，何以就会使国人气得不愿再学西方？）。而华盛顿会议上既然西方已经改变了巴黎和会时的态度，此后中国再受的侵略（如前述的中东路事件和九一八危机）基本都是来自日、俄（苏），何以学习俄国而不再学习西方的“救亡压倒启蒙”却仍然在继续发展？

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主要不是民主，而是个人自由

“救亡”如此，“压倒启蒙”也很值得质疑，即便就自由主义的启蒙而言也是如此。一战期间发生的俄国革命对中国无疑有巨大影响，毛泽东对此有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，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”的名言。有意思的是，数据库的分析表明，在整个新文化运动期间不仅十月革命的影响远没有“欧战”大（《新青年》提及前者的全部次数只有后者的64%），而且与巴黎和会类似，在十月革命的当时乃至以后几年，这一革命被提及的次数也很少，1919～1920年间更是明显下降，只是在1920年下半年开始重新被注意，尤其在1921年（中共成立之年）后对十月革命的提及才出现爆炸式增长。金观涛等对此评述说：《新青年》知识群体在头几年对十月革命“并不特别关心”，因此与其说是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”使国人知道了社会主义，毋宁说是接受社会主义才使国人听进去了俄国的这“一声炮响”，在知识分子越来越认同“社会革命”，乃至接受社会主义后，“才对十月革命愈来愈有兴趣”。

联想到前述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的影响就更有意思。按后来流行的说法，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没有主持公道使国人心寒，而十月革命初期苏俄对华的高调“平等”姿态赢得国人好感。但问题在于，这两个因素都是在这两件事刚发生时最明显。后来就越来越走向反面：华盛顿会议后巴黎和会的恶果基本消除，而苏俄的对华“平等”不久就显示出口惠而实不至，甚至欺华比沙俄时还变本加厉。但是，偏偏在巴黎和会与十月革命后的初期，这两件事对国人的影响很小。事情走向反面以后，这两件事才被越炒越热，这时对两件事作出上述“民族主义”的解释应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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