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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文化运动的主调及所谓被“压倒”问题

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

秦晖

原文载于：《探索与争鸣》2015年第9期

与其说新文化运动倡导“民主”，实不如说其倡导“个人自由”更准确。在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，“民主共和”成为思想大潮，形成了中国第一次启蒙，其标志性成果就是辛亥革命。新文化运动则是第二次启蒙，其主题是倡导“个人自由”，但这种个人自由思潮受到日本式自由主义的极大影响，即个人独立于小共同体，而依附于大共同体。所谓“救亡压倒启蒙”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。日本式自由主义影响下的“启蒙”不仅没有被“救亡”所“压倒”，反而与救亡相得益彰，互相激励，出现“启蒙呼唤个性，个性背叛家庭，背家投入救国，国家吞噬个性”的悖反现象，而这又与一战后的俄国式社会主义一拍即合。

从“救亡压倒启蒙”谈起

自晚清“西学东渐”以来，国人在历经磨难中对以市场经济+自由民主为主要内容的近（现）代化模式呈现了从认识到认同的趋势。无论这一认同初期是多么肤浅，无论把这一模式看成历史进化论意义上的一个“社会阶段”（“资本主义”），还是看成文化类型学意义上的一个“他者横移”（所谓“西化”），也无论实现这一认同是要通过渐变改良还是激进革命的方式，这个趋势似乎是明显的。

但是在一战期间兴起的“新文化运动”却出现了一大变数：一方面，新文化运动似乎是上述趋势的一大高潮，它不仅对中国“传统”的激进批判前所未有，而且对“西学”的认识明显深化，从几十年前先觉者泛泛地“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”（郭嵩焘）、“推举之法，天下为公”（徐继畬）、“君民一体，上下一心”（张树声），发展到细究“群己权界”，对“法意”“自繇”“民权”“个人”等概念有了切实的领会，并且使法治、自由、人权和个性解放等成为流行话语；从过去笼统的“西学”，发展到西方有左中右，有多少思潮多少派，我们也相应地有左中右，有多少思潮多少派，“自由主义”“社会主义”乃至法西斯主义都曾大行其道。从这方面看，新文化运动确实是一场大“启蒙”。但另一方面，新文化运动后来的走向，乃至由运动中激进者带入的国家走向，却越来越与“启蒙”的初衷相悖，以致几十年后在“彻底反传统”的礼崩乐坏之中，我们不但没有学到“西洋国政民风之美”，反而出现了一面“打倒孔老二”，一面又“东风压倒西风”之局，儒道沦丧的同时西学几绝，一度造成“浩劫”悲剧中的文化荒漠。

这是为什么？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就在不断反思，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两种解释：一说是归咎于“激进”和“革命”，二者又皆因“启蒙”过了头。典型的说法是：“夭折的宪政”应该怪“倒退的五四”。另一说则相反，责怪“救亡压倒启蒙”，民族主义大潮使得“新文化”功亏一篑，该启的蒙没能启成。这两种说法都看到了一些现象，但逻辑上其实都难以自圆其说。最典型的矛盾，就是1980年代倡言“救亡压倒启蒙”之说的李泽厚先生，到了1990年代又成为“告别革命”论的巨擘，同时他却又不肯放弃前说。这就像一个法国人既惋惜卢梭学说之被“压倒”，又痛骂大革命之鸱张但大革命难道不正是卢梭学说的实践吗？如果卢梭学说真被“压倒”了，怎么还会有大革命？如果大革命应该否定，卢梭学说不正应该被“压倒”吗？又何惋惜之有？

当然，如果所说的法国启蒙只指伏尔泰、狄德罗一支，而排除卢梭于启蒙之外，这矛盾似乎就可缓和。换言之，“启蒙”包含庞杂的内容，“激进”亦有不同的方向。如果说法国伏尔泰、狄德罗式的启蒙还不够，而卢梭式的启蒙却“过分”了，导致后来出现卢梭式的革命，却缺乏伏尔泰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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