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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还给他栽了个“癫狂”的罪名！

难道我看起来像是会随时癫狂的人吗？穆国公世子只觉愤愤不平！

不过，哪怕是栽赃的废话也是有它的用处的。从这个无理之极的“豆汁阁老”中，穆祺依旧能窥伺到未来的一点痕迹——官僚们当然不会闲着没事痛骂一个毫无影响力的空架子；无论是甩锅也好污蔑也罢，能被人私下里阴阳怪气，至少说明在这所谓“甲寅变法”的第八年里，自己依旧能牢牢掌握着局势。改革的步调还在预期之内……

当然，这倒不是说他是有意要运几万斤绿豆把天津熏成豆汁的（再说这不得怪地方官自己保管不善吗？凭什么甩锅给内阁！），但能够从海外运输三百九十万担粮食入京城，其意义之重大恐怕还在岁入的那三千一百余万两白银之上。

粮食的密度大大的低于白银，能够平安无事的运送如此之巨量的粮食，意味着航海技术已经有了一次巨大的突破，足以改变整个海运格局的突破——所谓民以食为天，这个数量级别的海上粮食运输，引发的变故必定是难以想象的。

穆祺思索片刻，再次向下一划。

【三百九十万石。如果对这个数字没有印象的话，那么可以回顾大安一朝至关重要的漕运。为了满足京城及北方边军的粮食需求，自太宗永乐十六年开始，命令浙江、江西及苏州等九府，每年向京师运粮三百万石；至成化年间，数字进一步上涨，朝廷定下规制，将漕运的数量固定为四百五十万石每年，从此再无变更。

若以此计算，那么仅通过海运输入京城的粮食便几乎可以与漕运的总和相媲美；京城存粮骤然暴增一倍，也难怪储备上会出大岔子。】

老子就是说嘛！这分明得怪前代的皇帝没有成算，不晓得提前在京城准备好空地扩建粮仓，又怎么能责怪我们这些大臣！

……不过，这个数字的确是惊人的。自大安迁都北方之后，由南向北的漕运已经是朝廷绝对的命脉，决定了整个华北生死存亡的大血管。究其根本，在自然条件迅速恶化之后，淤积了大量权贵与军队的京城是根本无法自给的，必须要仰仗江南源源不断的粮食供应。而内河的水运是唯一可以大规模运送粮食的方案，绝没有其他的备选。所以，无论耗费多大的代价，无论将民力压榨到什么地步，朝廷都必须维持这一条航路。

但是，如果海运也能运输数量相同的粮食，那政治意义可就大不一样了。

穆祺沉吟片刻，又向下一滑，果然看到了意想中的内容：

【巨大数量的粮食极大的冲击了保守的大安朝廷。而这种冲击还远没有停止——事实上，这三百九十万石的粮食仅仅是海贸威力的冰山一角而已。当时浙江江苏及淞沪一带的棉布陶器及丝绸的生产已经极度兴旺，甚至因为技术革新而出现了生产过剩的征兆。

为了解决过多的布匹与陶器铁器，当时的浙江巡抚海刚峰秉承内阁阁员穆祺的指示，与东南亚的暹罗、缅甸、吕宋等国及英占天竺签订了一份大额的供销合同，约定以工业品交换粮食，并由海商承运到天津港口，史称穆-海协定。】

……说实话，在后世文献中看到自己的名字还是蛮羞耻的，尤其是什么“穆-海协定”，听起来就很不正规。即使以穆祺的脸皮，一时也不觉微微一红。

不过他转念往好处一想，迅速又心平气和了：

——名字古怪又怎么样呢？反正又不是我背！

【不过，因为双方都没有国际贸易，所以签署的条约其实相当之粗糙。用后世的话讲，就是没有设置兜底条款——如果按条约的字面理解，那么双方的贸易是没有金额上限的，无论江浙供应多少工业品，海商都必须吃下；同样的，无论海商供应多少粮食，大安也必须吃下。违约的赔款极为苛刻，双方都很难承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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