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3章（1 / 2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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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再过七八年吧，主席说过。”

听说七八年后还有文化大革命，祖母算了算我爸爸的年龄，便把目光投向了我。

我立即笑着回答她的目光 ：“放心吧，阿婆，我比爸爸和叔叔都要强硬。”

我知道，对于十年蒙冤的爸爸和三度割脉的叔叔，我没有资格说这句话，却想借此对这位真正强硬的尊长作一种保证。我估计她会嘲笑我。

没想到她轻轻一笑说：“这我早就看出来了。”

“凭什么？”我惊喜莫名。

“凭你一个人离开上海，在没吃没喝的荒山上住那么久。有一股狠劲。”

我笑了：“吃喝还是弄得到，山也不荒。”

就在这个期间，我接到通知，到上海大厦见一位重要人物。他叫车文仪，原是海军政治部的文化部长，“四人帮”倒台后，他随海军最高负责人苏振华接管上海，担任了上海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，因此不管就他的老职务还是新职务，大家都叫他车部长。在一场涉及全市的清查运动中执掌指挥大权，他当时在上海的影响力可想而知。

我家当时住在江宁路、海防路口，到上海大厦要搭乘19路无轨电车，再走一段。

出家门见隔壁一位同龄人与我客气地打招呼，这在几个月前还不可能，因为他是工宣队员,而我们家是打倒对象。

居民委员会办的黑板报里，上面有一排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的标语是用红油漆写的，还在，但底下用粉笔写的两个口号“粉碎四人帮，批判邓小平”，后面那个已被路人用手指头涂花，只能勉强辨认。

19路无轨电车开得很慢。

那年月，大家脾气都爆，那么挤的车，难免谁踩了谁，谁撞了谁，于是就互骂。骂的结果总是一样：先由一方恶狠狠地提议到下一站停车时下车打一架，叫“对开”，对方当然高声同意。对于这种决斗，其它乘客都抱着热烈鼓励的态度。如果互骂几句还没有达到这个结果，周围往往一片怂恿；“对开！” “对开！”

两个人在车站下车后对打时，车子会停一阵，不是等他们打完上车，那是不可能的，而是让满车期待已久的乘客一饱眼福。

只有在发现提议“对开”的对手是瘦老头的时候，这方的态度纔会缓和下来，因为代代相传，“路边瘦老不可惹”。当然不是为了尊老，而是害怕瘦老身上极有可能暗藏的功夫。

上海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很值得称道，那就是不能在车上“对开”。公开的原因是怕伤及无辜，私下的原因是施展不开手脚。因此，如果有两个年轻人在车上打起来了，全车都瞧不起。这种风气全市普及，使车上显得很安全，不必担心横拳飞掌擦面而过。

我当时乘公共汽车最感担心的，是怕车上有窃贼。不是我怕偷，而是怕他们偷了哪个人后整个车子开到公安局，每个乘客被搜身。这会耗费很多时间。

这样的事情，当代上海的新市民已经无法想象，但在那时，却是家常便饭。如果车上有一个人突然尖叫一声：“售票员，我的皮夹子没了！”接下来的情景就非常公式化了。

“里边有多少钱？”售票员问。

“十元！”失主回答。

“好，每站不停，开分局！”售票员立即作出了决定。他所说的分局就是某个区的公安分局。

车上有几十人，在那贫困的年代，大家都觉得这十元人民币是一笔财产，对车子不停站直开公安局毫无异议。这车上，很可能有即将上课的教师，手握大把门票的运动场管理员，急于开刀的医生，但是，没有谁想到要阻止这个行动。

如果有一个乘客对此稍露不满，哪怕是说 ：“老娘有病，在家等我”，全车的目光都“刷”地对准他，把他看成是试图逃脱的窃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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