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章（6 / 17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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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的孩子”。　　只有一件事我变得比其他小朋友都胆小，那就是西屋楼上的疯女人突然因病去世后，几乎所有的小朋友都上楼去看摆了满地的麦秆编织的小动物，只有我不敢上楼。为什么？说不清。 妈妈胆大，但不泼辣，反而常常害羞，说话也不响亮。只不过，她轻声答应的事常常连泼辣的人也会迟疑。　　一天，村长找来了，说村里要办“生产互助组”，缺会计，也只能请妈妈当。妈妈每天为大家写信、读信，已经那么忙，但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从此，每天夜间先记劳动工分，再写信、读信。这个房间更拥挤了，我们全家熬夜的时间也更长了。 当然，连记工分也没有报酬，因为我家属于“非农业人口”，进不了村里的分配系列。妈妈不止一次地说 ：“身子轻的采桑，手劲大的搬磨，识水性的过河……我识字，这些事本分要做。” 妈妈在这间屋子里还作过一个胆大的决定，与我有关。　　在我实足年龄还只有四岁那年，小学的老师来统计可入学的新生，那时我正与几个小伙伴把妈妈的围单当大幕，绑在八仙桌的桌腿上演戏，妈妈就笑着指了指我，对老师说 ：“在地上爬着的要不要？” 老师说：“怎么不要？登记！”　　几天之后，我就上学去了。背上背着一个大草帽，上面有妈妈刚刚写的四个毛笔大字：“秋雨上学”。　　我想这情景实在是妈妈最顽皮的一笔。一个才四岁的小不点儿独自走在长路上已经让人怜惜，而背上的几个大字又说明这居然是去上学！　　路上没有人认得这几个字，那么，妈妈是写给上天看的了。这就像是土地爷通过童男童女给上天带去一个小小信息：我们这里全是文盲的年代，已经结束。　　老师们看到我草帽上的这几个字很高兴，而且从书写的功力判断出了我的文化背景，但他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来对付一个四岁孩童。那时代乡间学校全用毛笔，课桌上放着砚台和墨，可想而知，每次下课，我满脸满手都墨迹斑斑，老师就抱起我到河边洗脸，洗完再飞奔着把我抱回教室的座位，下一节课另一位老师又重复这般情景，实在是一片忙乱。　　我四岁上学的事，把在上海工作的爸爸吓了一跳，随之，连叔叔、舅舅也紧张了。第二年国家教育部定下了规矩，小学入学的年限是七岁，这使得爸爸、叔叔、舅舅更有了理由，不断来信劝妈妈，要我用“留级”的方式后退到正常的年龄，否则脑子会用坏。其中大舅舅出的点子最要不得，他要我每次考试都交白卷，或故意答错。　　妈妈问我的意思，我说，让我装成傻瓜留级，听过去全都听过的课，脑子才会坏。　　妈妈当然赞成我的意见，便写信给爸爸说：留级太累，不如让我读上去，她会设法减轻我的功课负担，代我做全部家庭作业。　　其实我们小学里每天的家庭作业也不多，多的是“暑假作业”和“寒假作业”，妈妈花半天时间全做完了。她最感吃力的是要在作业本上模仿小孩的字，我玩累了回家，见她一笔一画那么费事，就帮帮她，让她先写在别的纸上，我抄上去。她感激地说：“真懂事。” 老师们人都很好，但课讲得都不好听，我每堂课都在等待下课铃声。　　下课后也有一件事让我害怕，那些曾经抱着我到河边洗过脸的老师见我脸上没墨了，都会用手来拧一下，好像这是他们洗脸换来的特权。拧脸，女老师拧得不疼，男老师拧得有点疼，特别是那位叫胡光华的校长。 有一次，胡校长拧完我的脸还给我看一本他正拿着的厚厚小书，他说这叫字典，并用五分钟时间告诉了我查阅的方法。　　我拿过来查自己的名字，第一个字是“余”，查出来的意思是“我”。我想真好，可不是我吗，编字典的人真是无所不知，连我也认识。　　这天回家，我要妈妈给我买一本字典。我说，有了字典，我一个个字认，就用不着上学了，多好。　　妈妈说：“上学不光是为了认字，还会认识很多有学问的老师，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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