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4章（4 / 7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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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这些并且握有相当权柄，如果想报恩行善不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，却选择了冷酷与背叛。这是甄士隐的悲剧，也是整个中产阶层的悲剧。个人的行善无助于社会的改进，更无法剔除阴鸷灵魂中恶的存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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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雪芹没有更多地去展现中产阶层的生活，在前八十回的第四回以后，就没有甄士隐的故事了。当然，八十回内有些角色，似乎还勉强可以归入中产阶层范畴，比如秦钟、柳香莲、倪二、贾芸、贾芹、贾璜及其璜大奶奶、冷子兴、已经摆脱了贫困状态的袭人哥哥花自芳一家、得到经济援助后生活大有改善的王狗儿一家等等，但无论从经济上的小康程度和人格上的独立意识来衡量，他们都离现代社会的中产阶层还很远很远，基本上全是夹在贵族与赤贫者之间的一些暧昧的存在。

中产阶层的不能壮大成熟，社会贫富两极的悬殊越来越大，社会的稳定就主要靠皇权的威严和统治者对社会矛盾的一再调适，也就是所谓的“恩威并施”，来取得效果。称“康乾盛世”，也就说明在那期间效果确实不错。就是雍正，在忙于收拾政敌的时候，也非常认真地出台一系列平息贫富矛盾以求社会稳定的政令措施：雍正二年，二月，禁里长、甲首招揽代纳钱粮；五月，禁官弁剥削运丁；十一月，免陕西康熙五十七年至六十年地丁钱粮；十二月，免江南水灾区额赋。再看雍正十三年，他八月暴死前的作为：正月，命禁私盐不得株连，并不许禁捕挑负四十斤之老少、男妇；六月，禁松潘各镇私敛番民；七月，命州、县查灾杂费动用公帑，不得摊派于民。这些政令措施很明显有制止官员贪污腐化、鱼肉贫民和予民实惠、休养生息的特点。

但是，人类社会的发展，终于证明靠皇权专制和皇帝及其统治集团的自我调节，是无法使大地上建立起真正公平合理而又人道健康的生活的。曹雪芹是二百多年前的人，他不可能用我们今天习用的那些观念来思考和诠释问题，何况他撰写的《红楼梦》是一部小说，不是社会学（更不是政治学）著作，但是，我们今天按“接受美学”的原理来读《红楼梦》，却也可以中获得启发。

曹雪芹通过贾宝玉之口，宣布“世法平等”。《金刚经》里有“是法平等”的说法，曹雪芹是故意把“是法平等”写成“世法平等”的，就像他故意把“好事多磨”写成“好事多魔”一样，有他深刻的用心。

只有让社会的中产阶层壮大起来，使社会上的大富与大贫都成为“一小撮”，才能够大体说是一个平等的社会。经济上的平等会带来政治上的以协商和契约为内涵的社会民主。

面对贫富苦乐不均的社会，激烈的社会革命，以暴力改变现实，一旦出现，天然合理，却多半又会以暴易暴，派生出新的问题和危机。最好的办法还是坚持改良，和平渐进。而改良的第一步，是实现均富。

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里，表达出了他的均富理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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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几年前，那样的文章颇多，就是从《红楼梦》里探春理家的情节里，揭示出经济承包的做法，早在大观园里就存在了。探春理家，李纨、薛宝钗襄助，她们首先强化管理，比王熙凤的做派更细密，惹得里外仆众抱怨：“刚刚的倒了一个‘巡海夜叉’，又添了三个‘镇山太岁’。”曹雪芹的高明，就在于不是一味站在探春一边看问题，他提示读者，管理者固然有他们的道理，但被管理者的感受，也是决定事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
薛宝钗协助李纨探春理家，先说了一句“天下没有不可用的东西”，可谓至理名言。她们从赖大家那里获得启发，原来一个破荷叶、一根枯草根子，都是值钱的，赖家的花园子比贾府大观园小许多，但就靠着把一切东西皆转化为金钱的经营方式，除了自家戴花、吃笋等不用外买节约出许多开销，还可将多余东西外卖出二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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