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9章（3 / 5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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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载余”期间，怎么可能在这中间去约他来赏春呢？俞平伯则曰：“安知不是壬午年的诗错编在这里呢？”（见其《曹雪芹的卒年》）为此，曾次亮作了最有力的论证，他查考了当时的“时宪历”，知此诗只有在癸未年作才与所写情景符合。他说：“癸未年春季的交节比壬午年早十八天。假定敦敏写此诗是在壬午二月二十五日（当阳历3月20日），则该日刚交春分。假定是在癸未年二月二十五日（当阳历4月8日），则该日为清明后三日。前者方在春寒料峭，有时冰雪还未尽融化；后者也不定已到落花时节，但杏花可能已经盛开，赏春是相当适宜的。由此可证敦敏写此诗的年份是癸未而不是壬午。”（见其《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讨》）

壬午说确是站不住，但癸未说也只对一半，它只能破而不能立，它在立论时解说脂批“壬午除夕”四字，以为是“癸未除夕”的误记，这就不凭证据而只凭揣测了，也缺少说服力，所以俞平伯反驳周汝昌说：“周君对于脂评虽不信其‘壬午’，却信其‘除夕’，不知信了‘除夕’，即不能不同时信这‘壬午’。雪芹死在癸未除夕是断不可通的。”再说，别人记错干支或者还有可能，像脂砚、畸笏等批书人与雪芹关系如此密切，且又对“书未成，芹为泪尽而逝”如此伤感，加批时间又不会距雪芹逝世太远，怎么可能会记错年份呢？这确是“断不可通”的。癸未说也没有能最终站住脚，就在于此。

（三）甲申说。雪芹卒于甲申年，虽是胡适1922年最早说过的，但他仅据敦诚挽诗诗题后所注“甲申”字样判断，后来因见甲戌本批语便放弃了。八十年代初再次提出曹雪芹卒于甲申年（1764年2月2日为阴历正月初一）的是香港梅挺秀。他的《曹雪芹卒年新考》对甲戌本该脂批作了新的解说，解决了脂批所述（其实是出于误解）与现存史料之间的矛盾，因而是一个极重要的发现，应视为与胡适无关的新说。此说得徐恭时等赞同，因其言之成理，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。现试杂愚见略加申述。

甲戌本的底本文字是现存诸本中最早的。但甲戌本过录较迟，它把后十几年中续加的一些脂批，多数经删除署名、年月后，也同时过录了。开头几回的批语特别多，因地位拥挤而又常常出现将两条应分开的批语连抄在一起的错误。如第一回甄士隐“亲斟一斗为贺”句旁有夹批云：“这个‘斗’字莫作‘升斗’之‘斗’看。可笑。”其实，“可笑”二字是另一个人不同意批语前面这句话的说法而加的批语，应分开而没有分开。又如第二回“后一带花园子里”的夹批：“‘后’字何不直用‘西’字。恐先生堕泪故不敢用‘西’字。”很显然，这句也应分成两条，是后批者在回答前批者。我们要讨论的那条提到雪芹逝世的脂批，也属此类情况，只是过录者把该分的连在一起而反把该连在一起的给分开了。现以愚见校读其文如下：

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。壬午除夕。

书未成，芹为泪尽而逝，余尝哭芹，泪亦待尽，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，奈不遇癞头和尚何？怅怅！今而后，唯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，是书何幸！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。甲申八月泪笔。

前一条是批作者题诗“谁解其中味”的，联系其“一把辛酸泪”语来回答。意思说，能解者怕不多吧，只有像作者那样历尽辛酸、又能流着泪把这一番经历写成书的人，才有可能真正的解味。语言是机智的，感情比较平静。后一条批语则完全是痛悼雪芹、脂砚的相继去世，终使此奇书成了残编，又不能再起作者于地下而问个究竟，遂生“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”以弥补此大憾恨的幻想，情绪是十分激动的，从“泪笔”二字亦可见。二批语绝不应相混。

两条批语都是畸笏叟加的，只是批的时间不同。他署年月的后期批语甚多，尤其是壬午、丁亥两年。从壬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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