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章（2 / 3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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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对方如果真要这么打的话，其实就是在拉裁判和观众的观感，暗示我们在干涉辩题的可辩性。一个辩题出来后，如果有一方在定义上打得太过强势和绝对，却没有充分的解释为他们的定义背书，并且让裁判认同，那么就会适得其反，导致基于这个定义的整场辩论都被判负。”

苏迢迢说到这儿，难免回忆起自己初出茅庐那会儿打的几场辩论，在场上横冲直撞霸道得很，之后输掉比赛被学姐学长狠批一通，现在总结出的都是血泪教训。

“我明白你的意思，记得之前看一篇辩论的入门文章里面写了，我们在场上说的所有话事实上都是给裁判听的，我们说服的对象不是对方辩友，而是裁判。”团支书领会得很快。

“所以我们就得想办法把我们这个‘感同身受’的定义立住，对吧？”班长也迅速抓住了重点。

“是这样，”苏迢迢欣慰地叹了口气，回答，“一般来说我们会借助传说中的‘升价值’为一些定义和判准背书。好比今天这个辩题，我们之所以把感同身受的标准定得这么高，是为了鼓励女性去抒发她们最真实的声音，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真正到来的平权社会有所期待。

“但如果像正方所说的，轻易证成男性可以对女性感同身受，那么在当下男性掌握社会主流话语权的现实下，女性真正的声音很可能会被男性所谓的‘感同身受’的话语所淹没，进而使得女性真实的性别经验离我们越来越远。

“等走到这一步，我们就可以把定义架上道德高地，拉动裁判内心的分数，让他去认可我们的判断标准。”

“好！说得好！”副班作为捧哏一号，开始在语音里啪啪鼓掌。

“定义这一点我们有还算充分的理由去抢，但除此之外”苏迢迢开口压下她为时过早的激动，“正方当然还有第二种打法，就是当我们论证女性遭受性别压迫的时候，他们反过来论证父权制实际上是把双刃剑，男性也相应地承受了父权制社会对他们的高压和高标准。

“举个例子，当我们说女性因为生育失业时，他们可以反问女性失业了还可以让老公养，男性失业了却要养一大家子，这样的焦虑不同样是父权制下的焦虑吗？男性不也和女性一样，既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，也受到父权制下承担再生产成本的压力吗？”

她的话音落毕，群里一时没人能接上话。

直到副班打破沉默，毫无立场地开始仰卧起坐：“我去，你这么一说，我突然觉得好有道理哦，男性好像也承受了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啊。”

“不过我们现在是新生辩，对面能打得这么高级吗？我感觉正方跟我们打打‘现在男女已经很平等啦，大家都是可怜打工人还要比什么高低贵贱啊’这种就差不多了……”班长弱弱开口。

“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先把我们能考虑到的点准备起来吧。对方没准也有打了很多年辩论的人，万一我们阴沟里翻船，就只能预赛一轮游了，”苏迢迢提醒到这儿，没忍住多说了几句，“而且在一些比较正式的比赛当中，为了使赛制趋于公平，一支队伍往往要准备同一个辩题正反双方的观点，跟不同的队伍打，这种左右互搏是必修课。”

“学委说得对，”副班长再次捧哏，“那你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怎么反驳比较好？”

苏迢迢既然考虑到了对方这样的攻击，当然也准备了反击，很快从自己的文档里找到这一部分，加快进度解释：

“如果他们能打到这个层面的话，我的想法是去论述父权制社会带给男性的巨大红利。他们创造了这个制度、主动进入到这个制度当中，面临的焦虑一定程度上是自食其果，是红利所带来的无法避免的风险。

“我们女性则不然，我们完全是被赶进这两个机制当中、进而受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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