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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或倚,或过,或不及,毫厘之差,遂致千里之谬,总是不能执其中的原故。总而言之,汝将来在位之后,第一要慎,第二要敬,吾尽吾敬以事吾上,故见为忠焉;吾尽吾敬以接吾敌,故见为信焉;吾尽吾敬以使吾下,故见为仁焉。这三句朕行之而有效,汝直取以为法假使四海困穷,天禄亦从此永终了。
尤其可怕的是这张口,好是这张口,闯祸亦是这张口,汝好好的去做吧,朕亦不再说了。”
伯禹听了,再拜稽首,仍是推辞,说道:“现在朝廷之上,功臣甚多,清帝个个卜一卜,哪个最吉,就是哪个,不必一定是臣。”帝舜道:“伯禹!朕早已占过了。占卜之法,自己先定了主意,再谋之于玄龟。现在朕志先定,问之于众人,亦无不赞成,鬼神许可,龟筮协从,卜筮之道,决不袭吉。何必再占呢。”伯禹只是个固辞,帝舜一定不许。伯禹不得已,只得拜手受命。择了正月上日,受命于神宗帝尧之庙,一切礼节,都和从前帝舜一样。
过了几日,伯禹就决议恢复九州之制。原来伯禹治水之时,早将九州之贡赋规划妥当。不料成功之后,帝舜主张分为十二州,业经帝尧允许,伯禹不愿与帝舜意见相左,所以那九州贡赋之制始终未曾拿出来。现在既然受命摄政,规划经国之要,财用最急,而贡赋又为财用之所自出,因此先行恢复九州之制,然后再将从前所定贡赋之法颁发于诸侯。其大致定王畿能为中心,向四面发展开去。王畿千里,其外东西南北四面各五百里,叫作甸服。甸服之外,四面又各五百里,叫作候服。侯服之外,四面又各五百里,叫作绥服。绥服之外,四面又各五百里,叫作要服。要服之外,四面又各五百里,叫作荒服。五服之中,甸服逼近王畿,归天子直辖,其法用赋。赋者,上取于百姓之意。其余四服,皆系诸侯之地,其法用贡。贡者,下之所供于上也。
伯禹这种办法是个中央集权之法。比到帝舜的颁五瑞更要进一层。因为那五瑞不过是受中央之命令,还是名义上之统一,如今不但名义上须受中央之统率,并且实际上每年须拿出多少货物来供给中央政府。货物的多少与种类都由中央政府指定,无可避减。诸侯的肯以服中央与否,从前不甚看得出,因为他实际虽已背叛,而表面上并无表示,亦只好由他去。如今每年须纳多少之贡物,贡物不到,即是背叛之据。而且从前还可以推说交通不便,不能朝贡,自从伯禹治水之后,早将九州的道路规定好了,而且帝都即在大河之旁,各处之水大半与河相通,所以大半都是水路,如同雍州到冀州,是从积石山坐船,绕过从前的阳纤大泽,直到龙门山,再越山而达渭水,就可以径到帝都了。从梁州到冀州,由西倾山下的桓水坐船,经过潜水、沔水,翻过山,到渭水就可以由大河人帝都。从衮州到冀州,但须在济、漯二水中坐船,即可以由河而达帝都。从青州到冀州,由汶江水坐船,转入济水,以达于河。从徐州到冀州,由淮水、泅水中坐船,径到大河。从扬州到冀州,由大江中坐船,人于淮水、泅水,以达于河。从荆州到冀州,或者由江之沱水,或者由汉之潜水坐船,越过山,到洛水,以达于河。从豫州到冀州,径从洛水即可达到。
照这个情形看起来,不但将贡物规定好,而且贡道亦预先指定。伯禹的计地真可说定得周到。但是这种中央集权的计划帝舜办不到,伯禹办得到,是什么原故呢?因为当时洪水泛滥,全靠他平治的原故,伯禹既然代各地诸侯治平了洪水,保全了他的领土,那么他们应当对于伯禹有点报酬,所以伯禹趁势规定贡赋之法,他们是决无异言的。而且伯禹亲历各地,情形熟悉,那种神力诸侯又是亲见而亲闻,就使要反抗,亦有所不敢。
因此之故,伯禹恢复九州之后,贡赋之法就实行,但是诸侯之中亦竟有敢反抗的,就是有苗。
原来那成驹恢复从前左彭蠡右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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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名《捉鬼传》、《平鬼传》、《钟馗传》、《九才子》等(旧时书名多作《捉鬼传》或《平鬼传》)。长篇小说。四卷,十回。此书原署,烟霞散人(或题樵云山人)作。郑振铎以为杭人夏履先,又或以为刘璋撰。璋字于堂,号樵云山人,山西太原人。康熙三十五年举人,曾官直隶深泽县令。擅书法,谙世情,不得志。于康熙五年(1666)成书。书叙钟馗捉鬼故事。唐德宗时,钟馗参加考试,因其貌不扬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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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说共二十四卷,叙述了南宋咸阳人王重阳遇钟离权、吕洞宾二仙点化后,在陕西省户县祖庵镇修“活死人墓”以修道,后往山东宁海度化了马丹阳、孙不二、丘处机、刘处玄、王处一、谭处端、郝大通七位弟子,创立全真教。后七真又各创立门派,广传全真教。丘处机又受成吉思汗召见,赐掌天下道教,全真教臻于鼎盛。后元世祖忽必烈对诸仙真又各加以敕封,众仙升天聚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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