附录二：清同治十年重刻本所增序跋（3 / 3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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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治乱系之，尤为四端之宜杜绝而不容缓者，此《荡寇志》之所由作也。且夫为盗者，诚有罪矣，而迫之使盗，不尤重乎？高俅、蔡京辈卒未能幸逃法网，其果报固已彰彰已。推之一官一邑，司牧者判一词，决一狱，未能衷诸天理，准诸人情，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，怨气充积，由微至着，酿成厉阶，变速者祸小，变迟者祸大。不必其忍并生灵，枉滥横起也，而血气心知之伦，夫固已骚然动矣。咸丰三年，五岭以南，崔苻四起，以绎帕蒙首，号曰红兵，蜂屯蚁聚，跨邑连郡。于斯时也，搀枪晓碧，烽火昼红，惟佗城岿然独存，危于累卵。当道诸公急以袖珍板刻播是书于乡邑间，以资功惩。厥后渐臻治安，谓非是书之力也，其谁信之哉！庚午秋，予将有珠江之行，道出玉屏山下，仲华之故居在焉。谨以纸钱一陌，麦饭一盂，奠于忽来道人之墓下。残碑倒卧，荆棘纵横，夕照寒烟，虫声如雨，徘徊久之而不能去。长老曰：“岁时烝尝，赖吉甫耳。迩来典质以供，不致馁而。第日后则未可料也。为我告吉甫云：清介是持，徒自苦耳。”及至粤以告，卒不能易其操命也。殆将穷饿以终其身乎，而仲华之窀穸奚赖耶？于是以《荡寇志》盛行于大江南北，巨本之有批注者，为发逆所嫉，毁于姑苏。当时有识者曰：“贼其遂亡乎，自知其非义而去之也！”已而果然。乃从沈观察乞书于楚南太守周铁园，又从姚君庆堂于唐君午峰处得副本以较订之。诸公好义，乐于从事，而是书遂成，吾乃解囊以助。工竣，吉甫致板于予，曰：“姑偿汝贷，而后归之。”因却不允。吾不知其一介不取之心，至老而弥坚也。因而思夫淫辞邪说，禁之未尝不严，而卒不能禁止者，盖禁之于其售者之人，而未尝禁之于其阅者之人；即使其能禁之于阅者之人，而未能禁之于阅者之人之心。兹则并其心而禁之。此不禁之禁，正所以严其禁耳。况是书也，旁批笺注，鸳鸯之绣谱在焉，若从而删之，徒以供牧竖贩夫之一噱耳。昔板桥氏自序其集曰：“有私刻以渔利者，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！”吾于是书亦云。慈谿瑟仙钱湘序。